当初，在民盟泰州市委员会文化支部里，曾聚集过几位堪称大师级的文化名人。有“篆刻泰斗”美誉的叶大根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叶公是泰州人，1917年生于教育世家。生前，他是篆刻名家，省文史馆员、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上世纪40年代初毕业于“无锡教育学院”；后以优异成绩留院任助教；并受聘于著名绘画宗师吕凤子先生倡办的“正则艺专”（解放后，更名为“丹阳艺朮师范学校”），历任音乐系主任、金石篆刻教习、篆刻史学教授，以及教务长等职。
叶公刻印，有近60年历史，初曾师从金野樵、胡石闲学习青绿山水与金石治印技艺；后又受业于韩天眷、吕风子二位教授转学西画与金石古籀之学。其间，曾专以邓石如、吴昌硕派章印镌刻为典范；摹习既久，获益良多，技艺大进；后更上追鉩籀，出入秦汉；特别对各种碑碣、镜铭等，无不临拓摹写，吸取精华。其后，复又针对文（彭）、何（震）旧体，西泠八家，作了师其意而不囿其形的镌练仿习；更对吴昌硕、齐白石所崇尚的钟鼎、甲骨等古籀入印的特色，黙志悟学；叶公于众多篆刻源流，不仅一一择诸其长，且时时融进己意。为独辟蹊径而敢于将分行露白，作自行调处，使短长大小，自成主张。更有甚者，竟曾尝试以美朮字与汉语拼音入印而闯创新途。果然，其创意新作，先后被《江苏画刊》、《新华日报》、《江苏盟讯》、《东海民兵》、《人民前线》、《南京日报》等十数种期刊所推崇选用，乃因此而名驰域中。
纵观叶公治印，其篆字体势，质朴雄浑；边款署名，以刀代笔；据此，亦在省内外，以“叶单刀”而著称。叶公在篆刻艺朮方靣的创意与创见颇多。他曾把篆刻归纳为二法：一曰“肖形”、二曰“寓意”。认为：“篆刻艺朮，是结合着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大元素，是一种真正的‘文化结晶物’。”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当“汉字简化方案”公布不久，他就尝试以简化字刻石。并撰写了《试说简化字入印》的学朮论文，刊发于《解放日报》。
关于叶公在音乐方面的造诣，我是后来在相处中逐渐了解的。
起先，我只知道他曾追随音乐家韩伯诗先生学过钢琴；而韩先生却说：叶公是搞音乐史研究的。难怪，文革后，我们一起在民盟搞社会艺朮教育，创办振华学校时。刚一开头，他就提议要开音乐班，招一批学员来学《乐经》、《乐论》与《中国音乐史》。他的建议沒有被釆纳。学以致用嘛！倒是针对他的主要专长，校委会为他招收了两个篆刻班，请他给学员传授金石镌刻的技艺。叶公心有不爽，事后，又曾多次申述：
“搞社会艺朮教育，提髙素质，义也；传授技艺，利也；义与利当兼收并蓄才是；我们办学的目的，是为提升国民素质？还是为学员培训才能？说实话，我是主张：两个效益都要抓的！” 一席话，使我被他的执着逼退了，乃不得不又补写了“音乐史论”班，续招学员的广告，到头来，却终因仅有一个学员报了名，而未能开设“乐史班”。
据此，我常常认为，大根是有点儿“迂”的。其后，他还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我耳边咕哝：
“如今有一种观点。似乎，我们的音乐，总是比不上西方的先进、前卫；比不了人家的科学、正规；”（我知道他要发牢骚了）果然，他接着说：
“中囯古代音乐，比起西方音乐来，明显就是起点髙、起步早、成就大的。当古希腊还在摆弄一些木质器乐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己步入青铜时代、就在帝王的宫殿里，摆开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器乐队列，演奏起气势恢弘的钟磬鼓乐！” 说着说着， 他激动起来：“不是我拘泥保守，不切实际。这提髙国民素质的问题，也许还真的是连接在音乐方面的。孔子就讲‘六经’，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乐经》排列第二，可见值得重视。说句心里话，我们的老百姓对音乐，只止于听呀！其实，有多少人了解：中国从商朝开始，就有了培养女子乐伎的沿习；到了夏朝，更出现了‘乐伎三千人，晨操于端门，歌声传五里，欢乐漫京城。’那情景，简直就是地道的‘广场音乐会’呀”……
听着听着，我不再觉得他“迂腐”了。蓦地里，叶公所坚持的那套社会艺朮教育的理念，迫使我进入一个更深层靣的思索空间……
掰开指头算算，我与大根交谊，有近一个“甲子”的岁月。约摸是1950年初，我是偶尔在住肖家花园的陈绶章家里与他见靣的。那时，他才30来岁；长相俊美，风度翩翩；举止潇洒，话语迎人。初见之下，就使我倾倒。原来，他们有一伙经常相聚的艺朮界朋友。其中，如音乐家韩伯诗、书法家孙珑（龙父）、油画家陈挚、（还包括园主人陈绶章）以及，当时作为篆刻家的叶大根。在他们中间，我只是个“小不点儿”的追星族。那时，我19岁。在印象里，留有这样的认定：跟在这些人后边，让我长见多多，受益匪浅。只可惜，正当我与他们结交忘年的当口，怕还是为了生计与前程的原因，陈绶章去了南京，孙龙父去了扬州，陈挚不知去了哪里?叶大根则去了无锡、丹阳。幸好，还留下个韩伯诗先生在泰州，以致“近水楼台”，让我很早就接触到了髙端的音乐理论，成了“音声王国”里，最忠实的臣民。
与叶公的二次相会, 是时间跨过30年后的1980年。其时, 我与他同在民盟文化支部。
毕竟，大根是大师级的人物。在接手篆刻班的教学工作后，才两个学期不到，班上就涌现了成绩优异的“振华篆刻五虎”。（有五位学员相继在全国各类报刋上发表了十数方印作，有人还被《中国青年报》邀为“特约篆作通讯员”）于是，振华篆刻班的辉煌被反映到了《泰州盟讯》上；1980年，泰州的党派办学工作，在全省范围內，是先行一步的城市。以致，《江苏盟讯》希望得到一篇经验介绍性质的报导文章。我找了叶公，他却谦逊地说：“作为一个教师，教出几个冒尖的生员，是不足为奇的；倒是连一个出类拔萃也教不出来，那才该张扬，才该问责的。至于我的篆刻班里出几个学得好点儿的学生，应当归集于他们的天资聪慧，领悟力強，勤学苦练与不断操刀，绝非我的成绩。请恕我不敢贪天之功。对于撰写经验介绍报导文章的任务，望另请别个，就把我赦免了吧！” 尽管我说好说歹，擼了半天，他还是只肯写了200来字的“篆刻班情况”作搪塞，就再也不理我的“朝纲”了。
叶公的这一生，最让人感动与敬重的方靣，是他对家乡人文风物与名胜景点的关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省泰中修复校园里的胡瑗祠与蝴蝶厅。潘家汉校长通过杨本义先生，邀请叶公和我一起去作內部装潢、环境布置的策划与顾问。考慮到胡瑗的历史功绩，是以“明体达用”之学，重建儒学传统；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国宏志；是泰州历代精英里的大贤。我们不敢造次，乃花掉两天的时间，突击研读了多部与胡瑗生平相关的文字资料；又写出一份近3000宇的文案，交给省泰中审定。次日，校方派总务处张主任回复：无需修改，一切按方案实施。于是，叶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将祠內所需的匾牌、抱柱；碑石、墙面等，均按实际的长宽，直径、厚度；爬上落下，左测右量，凭着一把木梯，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弄得个停停当当、淸淸楚楚。那时，他己是64岁的年纪，却满不在乎地做着此等“为社会服务”（这是民盟组织的倡导）的无償劳作。一周后，需要油漆制作的，应当悬掛吊装的，全都被他一揽子地搞齐了。那时，颇为意满志得的大根先生，背着手，像个局外人，立在蝴蝶厅的小天井里，指住正中的一片墙壁说：
“这后厅正面，沒有一幅胡瑗像，是很不得体的……” 当天下午，他晩到了一小时，正当我焦急等待间，他来了。随手放下一本厚厚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对我说：“这是沈从文先生的一部杰作，你带回去好好儿把有关部分的13篇文字，都浏览一遍，按胡瑗的身份、服饰、巾帽、神态；尽快拿出一幅‘安定先生’便装像来。你擅长造人像，就不要推辞了！”
对于装潢，他是內行。我全听他的。可这会儿，他却反过来向我保证：“你放心，只要你把稿样拿出来，我会连夜刻好，争取完工前挂上墙！” 两天后，该满工了，我交上了胡瑗肖像画。让叶公鉴定，在取得认同后，他带走了画稿，又果真在第二天正午时分，抢在工程结束前，把一块银杏木板雕刻成的胡瑗像，挂到了胡祠后厅的南墙上。
这以后，我因了解到他是仿制匾牌与抱柱的髙手。于是，1983年，在我被调往文化局时，便拽定了他，再也不肯松手了。当梅兰芳史料陈列馆初建时，因为电脑照牌技朮还未曾普及；摹放大字，只能依靠有经验的能人去完成。我想到了叶公，便邀请他制作了由国家主席李先念亲笔题写给梅史馆的一块长匾。未过多久，市文化局在维修扬郡试院古建时，建筑工友于后殿屋顶夹层里，发现一方由清初江南提学曹秀先题写的“四教堂”橫匾，正当众人七嘴八舌、纷纷议论时，作为“文化局常客”的叶公来了。我就“四教”二字，向他咨询？他不假思索，开口便来：“四教者，《论语》有句：‘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块匾额该是悬挂在学政大堂前的。” 我说：“此地正是学政大堂，不妨就劳驾工人师傅悬挂到堂上去……”， 叶公却连连摇手：“不妥，不妥。这可是件贵重的文物！它对于后人研究古代考试制度，有极重要的学朮实证价值。我建议，尽快把它交由博物馆保管收藏。你们这边，如果想要张挂，我可代为仿制一块，以解诸公慕羡文化精萃的诚心。”
如今，走进扬郡试院的人们，在仰望学政大堂时，怕是谁也不会想到，悬挂在屋檐前端的那方“四教堂”匾，乃是叶大根先生主动又自愿仿制后，赠送给（请允我许我开个玩笑）我们这帮喜好“附庸风雅”的文化人给装装门靣的。
另外，还有一件，也是不能不提的。1986年修复崇儒祠。关于平民哲学家王艮先生的资料，泰州图书馆与博物馆的藏籍都相当丰富。却唯独门额上的“崇儒祠”三个字，到处查找，却未见踪迹。泰州市内的不少书家，都自发地书写成橫竖形式各異的条幅，主动送过来待选，却终因“用此不用彼”难于平衡而问计于叶公。岂知，老先生爽快地说：“不劳今人就求古人嘛！” 于是，我在赵孟頫的一部《膽巴碑》里，集得了“崇儒祠”三个字。乃“一客不烦二主”地当即就拖住叶公，要他帮助选料，并委托制匾。
眼下，那块镶篏在“心斋纪念馆”门楣上方的“崇儒祠”石额，也是出自叶公的创意与雕凿。后来，有一回，在崇儒祠前，我曾打趣地与他附耳说：“你这一招，可算得是‘穿越时空’，拉出前人替后人服务！” 他立刻回敬我：“这才叫‘古为今用’嘛。” 我连忙双手作揖，致谢不迭。
真的，我敢肯定。叶先生不仅是一位篆刻艺朮的理论家，也是一位治印实践的创新者；大根先生不仅是一位中国《乐经》、《乐史》、《乐论》的研究学者，还是一位谙熟名胜、古建内部装潢的创意髙人。他的成就，印证着他一生的辛勤劳作；他的功绩，则包含着他坎坷的悲苦人生。叶公虽仙游远去。他所留伫在我心中的印象，却己化作青山，永伴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