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纪：敢于犯颜直谏的正直之士 作者：武维春

        清初进士陈志纪（1631——1677），字雁群、号懿诵，曾任职翰林院。他忠于职守，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怕得罪权贵，后被流放到宁古塔。在边塞，他与当地居民打成一片，为满汉文化的融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乡试场中，大案惊天
        顺治十四年（1657），传统的纪年方法称为丁酉年，泰州的考生陈志纪于秋季到南京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乡试考中的称为举人，第二年进行会试，第三年进行殿试，殿试考中的称为进士。举人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也是进一步上升的阶梯。
        陈志纪顺利地通过考试，亲朋好友都来祝贺，他心中还有点不快，认为自己没有能考中第一名。第一名称为解元，如《今古奇观》中的“唐解元玩世出奇”，“唐解元”就是指唐寅考中乡试第一。不管怎么说，考中举人是读书人的一件大事，和陈志纪全家一样，当时考中举人的家庭也都沉浸在一片兴奋之中。
        这时，有人举报丁酉乡试存在舞弊行为，举报信到了顺治皇帝的桌上。顺治大为震怒，下令刑部严厉追查。这样，新科举人也就失去了举人资格，成为准嫌犯，等待皇上处理。
        丁酉案涉及的不仅是陈志纪参加的江南省考场，此案几乎蔓延全国，其中受害最严重的是顺天、江南两地，其次是河南、山东、山西。这里说的江南省包括江苏、安徽、上海这大片地方，是当时读书人最为集中的地方。
        几个月后的顺治十五年三月，皇帝亲自对丁酉科的江南举人进行复试。当时只有1位幸运者算是会试通过，可以参加进士考试； 74个人仍然承认举人资格；还有部分人算准举人，罚停会试两科；另外14人，被革去举人资格。在古代，革去科名是相当严厉的处罚。陈志纪算幸运的，他属于74名仍承认举人资格的人之一。
        当年顺治进行复试的场面十分可怖。
        整个考场有武装的士兵在巡逻。考场里陈列有兵器和刑具，包括锒铛、夹棍、腰刀。每一名复试的举人旁边有两名持刀的武士，考生被夹在中间，这些人一律都是选的满族武士，气氛之紧张令人心惊。考生中有真学问的如吴兆骞，被这气氛吓呆了，考试前他已经是知名的文士，但复考时由于有兵士在旁边巡逻，他“战栗不能握笔”，立马引起怀疑，但又审查不出问题，后来被流放。这次考试不仅是八股文，突然又加了诗赋，让考生毫无准备，这也增加了考生的紧张心理。
        考不出时，全家就惹了大祸。这些考生被打四十大板，然后流放到塞外的宁古塔，而且是全家一起流放。流放前家中所有的财产都被没收。考上举人，原本是人生顺境，转眼间是祸从天降，这简直是暗无天日了。前面提到的江南吴兆骞遣戍时，吴梅村作《悲歌赠吴季子》，成为纪念科场案的名作。本文后面还要提到吴兆骞，这里且不表。多年后，陈志纪的父亲陈凝祉记述了当时的情况，仍然是心潮难平。他说“天子亲临轩命题，一时士子中怀疑畏，虽夙昔才思横溢者，是日以战慄、窘缚，咸弗竟其长。”还好，他的儿子总算通过了，这是后话，但这已经使他对社会多了一重认识。
        丁酉案对考官的处理更厉害，原来刑部的处理结果是，主考官拟斩，副主考拟绞，其他同考官遣尚阳堡（尚阳堡属奉天，比宁古塔近得多）。顺治觉得太轻，改为将主考、副主考立即正法，同考官处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当事人处死、家产没收，已经十分残酷，还要将妻子孩子罚为奴隶，真是可怕。历史学家孟森认为这样的酷刑，和燕王朱棣篡弑，大杀建文帝的忠臣同样严酷。在封建社会谋反是最大的罪，而科场案根本就不能相比。可见在封建社会，士大夫的性命只是帝王的游戏而已。孟森认为科场案本身就是顺治皇帝借以打击汉族文化人的一种手段，当时满汉两族是水火不相容，汉族里面有些无耻的人，借满族力量以打击汉族的人，同时又达到巴结满族人的作用。
        顺治十六年（1659），因为选拔人才的需要，增加进士考试，陈志纪顺利考中。这得力于他平时的刻苦学习。年少时，他的父亲在山西做官，志纪没有随父亲去，而是在泰州城西建了一处读书处，名为“五藉楼”，平时难得下楼，由于父亲常年在外，他们近10年没有相见。读书中，他发现《四书讲义》很庞杂，令学子无所适从。他参照诸家的注释，专门编了《四书浅说》，简明扼要，当时的学政官大为欣赏。他对写作的文风也非常关注，有感于当时文章排偶多，语言死板，他认为要以苏轼等人的文字来纠偏，他特地选苏轼父子文章之最佳者，详细加以评注，编为《三苏拔尤》。据他的父亲说这两本书都曾正式面世，“既登雕版，一时盛行，几令纸贵。”由此看来，这两本书很实用，得到读书人的喜爱并非偶然。编这两本书是在他考举人之前，当时他只有20多岁。后面我们还要谈到陈志纪上给皇帝的奏折，会发现他的行文风格受苏轼的影响甚大。
        犯颜直谏，得罪权贵
        考上进士后，陈志纪还算顺利，顺治十八年，他被任命为房考官。这种官是乡试和会试时协助主考阅卷的人，程序上是房考官先阅卷，然后加批语推荐给主考。陈志纪推荐的23人，都是一时才俊。这是他政治生涯中可圈可点的一件事。
        康熙六年（1667），父亲陈凝祉过60岁生日，他回到家乡泰州，这一住就是三年，这是他们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日子。据记载，他喜欢救济别人，亲友碰到什么困难，他都是倾囊相赠。收成不好时他就多买一些稻米和麦子，提供给需要的乡邻。《退庵笔记》上还记载康熙七年（1668）名士费密到泰州，就住在陈志纪家。
        三年后重返北京，陈志纪任翰林院编修，这个工作，有点类似皇帝的秘书，虽然官位不高，但可以接近皇帝，意见直达皇帝那里。编修是七品官，是县令的级别。康熙十年（1671）刚回到岗位不久的陈世纪碰到了彻底改写他一生命运的事。这一年康熙皇帝18岁，陈志纪41岁，都是想做一番事业的年龄。
        改写陈志纪命运的是什么事呢？他的堂侄陈厚耀多年后曾简要地说是“极言时政得失，语触权贵，”到底他讲了哪些话？得罪了哪些权贵？先看《清史稿》的记述。由于陈志纪官职不高，史书没有他的专门传记，只在周有德列传里附了这样一段文字：
        （康熙）十年，旱，求言，编修陈志纪疏言：“上忧勤惕厉，而尝为督抚诸大臣方营第宅，蓄倡优，近在辇毂下，不守法度，何以责远方大吏廉节？”上命指实，复疏举郎廷佐、张长庚、苗澄、祖泽溥、张朝璘 、许世昌并及有德，下部严察，有德坐居丧营造，又于志纪复书未入时，嘱托毋及其名，夺官，追缴诰命。
        这段记载较明确，康熙十年因为旱灾皇帝向属下征求意见，陈氏利用这机会，讲了一番治人的问题。在他看来，天灾固然重要，人祸更不可忽视。陈氏剑锋所指的人中就有周有德。周官任两广总督，遇父亲丧事回京治丧。总督是管几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职权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陈志纪以七品芝麻官的位置来挑战权贵，自然是一件很得罪人的事。康熙处理了周有德（几年后又重新任用周），但也将陈氏贬谪。陈氏得罪人固然是原因，另外他讲的话肯定使皇帝不中听。陈氏的父亲说是“纪儿狂瞽，不深思，轻议天下事。”这里“轻议”两字很值得玩味，所议者何？《泰文录》中保存了他的上疏，陈氏开篇就说“天变易回，人事当修……若不归咎人事，则上天何以屡降鞠凶？”这等于直接批评康熙治人不够，老天才连续降灾。这可谓借题发挥，康熙一时不太能接受了。陈氏说的人事指吏治民生，“民生之休戚，本于吏治之贪廉。而澄清吏治，亦无别法，惟是惩贪劝廉之二端。”他又要求康熙在贪官中“择其尤者，立处分一二人，”陈氏说的处理个别人所指是巡抚大臣。关心吏治民生、反腐倡廉，无疑都是正确的，也是历来政府关注的事。可能陈氏没有将话讲得婉转些，便于对方接受。通读全文，陈氏上疏，似乎都是对皇帝的指教，18岁的康熙年轻气盛，不能容忍这样指手划脚了。平心而论，康熙是历史上少有的贤君，也正因为他在用人和纳谏上都是开明的，陈氏也才敢这样讲。但毕竟伴君如伴虎，一时犯了龙威就会遭遇不测了。在为陈氏叹息之时我想到陆游说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陈志纪就是这样的人。
        陈志纪被贬，他的父亲陈凝祉赶到北京的通州送别，这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刻，因为被贬的处所宁古塔太远了，那里将是什么不测在等着陈氏，谁能说得清呢？
        志纪对父亲说：我不孝，不能处理好君臣关系，让你担心。我罪通于天，你还到这么远的地方来送我。
        父亲宽慰他说：你是因言得罪被贬，虽然犯了错，但你的出发点是为了国家好呀，不能称为不孝。但我们父子这一别还不知何年才能相见，我恨自己不能同你一起到宁古塔。
        古运河边的水在流淌，他们千言万语要讲，这种牵挂是说不尽的。虽说伤感，但还是有几份悲壮。想不到通州见面的这一席话就是他们的永别。
        前面我们说过，与陈氏同考举人的吴兆骞因科场案被发配到宁古塔，想不到中进士以后的陈志纪若干年后也来到宁古塔与同学相聚。江南塞北，不堪回首。
        多年后，陈志纪的堂侄陈厚耀为叔叔写过一篇传记，他说“（志纪）公激烈建言，士论壮之；及慷慨就贬，士论伟之；至于死，士论悲之。”撰文的陈厚耀也是泰州乡贤中的优秀人物。他何以敢这样讲，难道不怕得罪皇帝？
我一直想看看陈氏家谱一类的书，查点有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未能如愿，可能家谱流传太稀少的缘故吧。
        幸运的是在读书时偶见《扬州足征录》上焦循选了一篇陈厚耀的文章《陈氏两先生传》，为我解开了这个谜。
        陈厚耀是丙戌（1706，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史载他“精于算法”，也就是精通天文、历法的意思。他很得康熙皇帝的赏识，两人经常讨论自然科学上的有关问题，有一天，康熙请他到乾清宫西暖阁，问“你家有做官的么？”他举出自己的伯父陈忠靖和堂叔陈志纪，说到陈志纪时他特地解释了一下，说堂叔曾任翰林院编修，后来因为上疏被贬。康熙立即说，“他是举报周召南等十个人的，你记得吗？”陈厚耀回答说“我那时年龄很小，记不得了。”康熙陷入回忆之中，并动情地说“他的满语讲得很好，就像一个地道的满人。”康熙又接着说，他得到你这样一个好侄子也就够了。陈又谈到一些往事，康熙全都记得。
        康熙的问话“你家有做官的么？”我一字未改，完全实录，我不仅是说康熙记忆力好，而是说他对陈志纪这个案子的处理印象很深，称他得到好侄子也就等于为陈氏平反了。康熙讲这段话陈志纪已经去世近30年，他的父亲陈凝祉也早已去世，不能得知皇帝的这番言语了。
        敬亭传书，同乡情深
        柳敬亭是大说书家，也是一个具有政治见解和侠义心肠的人。他在北京和同乡陈志纪互有往来。柳的年龄比陈氏长近40岁，他对陈氏是一种赞赏和爱护之情。
        陈志纪被贬宁古塔后，柳敬亭回到家乡泰州，并为陈氏带回一封家书给他的岳父朱淑熹。目前我们能考实的柳敬亭暮年的活动，这是唯一有明确时间记载的一件事。
        朱氏接到女婿的信十分激动，因为柳敬亭年龄这么大，还给他从千里之外的北京带来信函，而他收到这封信时，女婿更远在万里之外。读信思人，他挥笔写下了《柳敬亭自京师过访吴陵感旧赠》，其中有一首是：
        老病萧条蓟北回，还过海国感兴衰。
        亲看出塞人长别，谁使孤城马更来。
       朱淑熹在诗后有注，“时出予婿陈雁群札子相示”，多亏有这个说明，使我们能方便地了解当时的人和事。陈氏被贬是康熙十年（1671），柳敬亭已经80高龄，从“老病萧条”四字看，柳氏应该是告老还乡，不可能再到北京说书。“亲看出塞人长别”说明柳敬亭亲自在京为陈送行，但柳有没有遇到同样送行的陈志纪的父亲陈凝祉则不得而知。
邓汉仪的《诗观》收录了朱淑熹的诗，而且邓汉仪和柳敬亭在扬州相遇过。柳年长于邓20多岁，是邓的前辈。“客秋遇敬亭于维扬，泪满襟袖，盖为懿诵出关故也。读艾人（朱淑熹字）二诗，彷徨不已。”邓汉仪还在另一首诗注中提到柳敬亭，他说“今秋于陈阶六座间，犹晤柳老，意气衰颓尽矣。尚为一故人洒出塞之涕。读此诗结句，令我彷徨。”
       前面我讲陈志纪的故事，可以订正《柳敬亭考传》在时间上的错误，《考传》说“康熙元年，陈雁群于四月间因上疏言事获罪入狱，柳多次探监慰藉。”“康熙四年，陈雁群得柳敬亭向龚鼎孳关说，免死改戍宁古塔。陈起解时，柳赶来挥泪与之送别，并为之传送致朱淑熹信札。”又说柳敬亭“多次到狱所探望这位孤苦受难的少年乡亲，加以慰藉。康熙三年龚鼎孳任刑部尚书时，柳敬亭当然要向龚鼎孳说项。龚开脱了陈的死罪，减戍宁古塔。”要说明的是陈志纪被贬的康熙十年，龚鼎孳并非任职刑部，且这是钦定大案，谁敢减刑？
       顺带说一下的是，人们研究柳敬亭，常引用顾景星的诗“寻常宾客谁惊座，不是王郎即柳生。”“柳生冻饿王郎死，话到勾阑亦怆情。”此诗作于康熙九年，并不是柳敬亭的最后岁月。这里的“冻饿”只能理解为柳敬亭的生存状态已经大不如以前。顾诗标题是《阅梅村王郎曲杂书十六绝句志感》，吴梅村（伟业）的《王郎曲》作于顺治十一年（1654），顾氏读梅村的诗是在《王郎曲》创作10多年以后的事。
       被贬塞外，文名远播
       康熙十年（1671），41岁的陈志纪被发配宁古塔。64岁的父亲陈凝祉心情不快地告别儿子回到泰州，宁古塔对他们父子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宁古塔在今天的黑龙江宁安，清代属吉林。当年吉林面积全国第一，为75万多平方公里，后来一部分划归黑龙江和辽宁，一部分被俄国侵占，现在吉林省的面积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为18万多平方公里。那么，在古人眼里，宁古塔是什么样子呢？
       有记载说宁古塔在辽东最北边，离北京七八千里，那里冰天雪地，不是我们熟悉的世界，中原没有人到那里去过。到那里被称为流放，也许你还没有到那里，中途就被虎狼吃掉了。
有记载说宁古塔没有房屋，仅在地上挖坑，然后居住在里面。一年之中只有五月可以种一点蔬菜，其他时间天寒地冻。有一位被贬的举人引用了一句俗语说明他的感受，“从死地走一回，胜学道三十年”。
吴梅村是文士，他在《悲歌赠吴季子》诗中有句“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前忧猛虎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
       这些描写，说明当时满汉之间很隔膜，对真实的情况所知甚少。
       为了释家人之悬念，陈志纪每年都写一封信给泰州的父亲，算是报个平安，也就是告诉父亲自己还活在人间。父亲记述他的情况“至谪所，安之若故乡。”这时的陈志纪一贫如洗，他说经授徒，做起了教员。这微薄的收入还不能满足日用，他就查阅医书，为人治病，看来他的悟性很高，也确实治好了很多人的病，当地人称他陈大夫。反倒弄不清他过去是何职业了。我特地查了一下他的家庭情况，其父亲是顺治七年举人，任山西推官，声誉很好，后擢户部郎中。看来他的医术完全是自学的。
       对陈志纪的父亲来说，他日夜盼望的“大赦弘颁，许其自新，则生还田里。”对父亲来说，儿子能平安地回到家乡泰州是他最大的希望。这种大赦的情况清代是有的，可惜陈氏没有碰到而已。在汉族人心中，宁古塔是遥不可及的蛮荒之地，对清朝统治者来说，它却是发祥之地。就在康熙十年，皇帝祭祖时，曾拨二万两银子奖赏宁古塔的士兵，又大赦奉天、宁古塔犯人，原定判刑的罪犯都得到程度不同的减免。康熙还告诫地方官员，说当地的人民很淳朴，要爱护他们， “以副朕重念发祥故地之意”。
       确如康熙所说，满族人相对淳朴些。当地尊重有文化的人，所以对流放到那里的人称为“官人”，走在路上时，不仅步行的人让道，甚至骑马的人也下马让道。当地的官僚还吸收汉族的名士为幕客，如吴兆骞就被宁古塔将军请来教育自己的子女。陈志纪也在优待之列，所以他在诗中说：“幕府虽加礼，乡园尽已疏。”他怀念家乡，但对幕府的优待也是欣慰的。陈氏能较快进入新环境，与他在朝廷就学会了满语不无关系。但满汉之间的生活习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如满人善骑射，狩猎技术高超，陈志纪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学会了这些技艺。他在诗中说自己“从人学射猎，驱马试讴吟。”这些都反映了一种文化认同，宽容的环境促成了民族团结。
       在边塞，陈志纪除了劳动外，还有亦民亦兵的记载。他说“沙碛半田亩，黍稷自耕耘。荷锄兼荷戈，斥堠分所勤。”斥堠是古代瞭望敌情的土堡，遇到敌情则锄头当武器了。我查了一下史书，当时俄国人经常在黑龙江地带对中国人进行搔扰和掠夺，因此满汉人民会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外族入侵。尽管他们被流放，对统治者也会有不满，但面对外敌，大家则一致对外，共同保卫国土。陈志纪的诗，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当时中俄边境的斗争，是我们研究俄国侵华史的参照物。
       前面提到的吴兆骞是顺治十四年科场案发配宁古塔的，他和陈志纪是同年，同在江南一起考举人，自然感情很深。吴是诗人，他在陈氏到来之前的康熙五年就曾组织过诗会，主要成员有七人。陈来后他们可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便加入他们的诗会活动。可惜陈氏去世早，留下的诗歌不多，但他对当地文化的发展，是立下功劳的。民国《宁安县志》在综述其文化时说“人文蔚起，亦其文明输入，断推清初迁谪诸贤”，吴兆骞、陈志纪以及其他流放的人留下的或诗歌或专著，是我们今天研究17世纪吉林历史的最宝贵资料，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当时一批高水平的文化人到吉林，这里的经济文化发展就会慢得多，流民的加入，缩小了满汉文化的距离，这是他们所未必想得到的。
       陈志纪留下的一首长诗是《塞外岁暮枕上作》。其诗反映了他对康熙的忠心，在古代士人心目中，忠君就是爱国，这是我们应予理解的。诗中说“旅雁翩然南，臣心拱北辰。”紧接着他写了自己的一段梦境，忽梦入君门，他来到了皇宫，并准备向皇帝谈事情，皇帝赐宴请包括自己在内的群臣，他详叙了大殿上的气氛，后来“复捧赐书归，拜辞谢至尊。”在这段诗旁边，邓汉仪批了一句话，说这里描写的往事“最不忍读”。诗末写山鸡打破了他的好梦，诗接着写“须臾山鸡唱，残月照衣衾。方知恋阙情，长夜感精魂。”他在另一首诗中说“宣室无由见，虚悬待漏心。”“宣室”是帝王居住之所，这里用李商隐诗的“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诗意，宣室是皇帝会见贾谊的地方。现在自己远戍边塞，不可能见皇帝，但还是昔日那种准备上朝的心情。
       陈志纪另有组诗《宁古春日杂兴》四首，写边塞风光的有“谪居关塞远，忽忽又春深。雪气犹千嶂，花光失故林。”“一行来绝域，万里见春寒。”他感叹“琵琶谁更奏，暗引泪珠弹。”又说“乡园尽已疏”，表达对家乡的思念，将塞北江南连成一体了。邓汉仪在《诗观》中选了陈志纪的诗，并在四首诗上批道：“四诗感恩悔过，爱国怀乡，精感备至。其苍浑老健则因谪戍之余读书练气所得也。”邓氏说的“谪戍之余读书练气”并非虚指。他一定读过陈氏的其他作品，比较而言以他到边塞以后的作品为佳。当代人编的《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也特别选录陈志纪多首诗，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研究清初的吉林文化，这些诗具有重要意义。
       附：陈志纪生卒年的说明
       陈志纪的出生年月有文献记载，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将陈志纪的生卒年标为1630——1677。我标1631是因为陈志纪出生在旧历年岁末，时间已进入1631年。他的父亲在《原任翰林院编修长男志纪行状》中说“纪儿生前朝崇祯三年（1630）十二月二十七日辰时”，崇祯三年为庚午年，属马。十二月二十七日为1631年1月28日。
       陈志纪的卒年有点问题，他父亲说他“卒康熙十六年（1677）正月初一日酉时。”又说“今岁正月二十六日，又得家人信，始知其病笃，急遣人赍药饵往，方在途，而讣音并遗书至矣。”正月二十六日得悉病重，送药又得到讣告，只能说明去世在正月某天，我推测可能陈凝祉将日期空着，抄的人直接写成初一了。
但据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一书称“康熙十八年（1679）泰州陈志纪仍羁戍宁古塔。”陈氏去世二年之后的这条材料来自何处？张氏依据的是《吴汉槎未刊书信》，吴汉槎即吴兆骞，他和陈志纪都被贬宁古塔，吴曾说：“雁群与弟情致特深，唱酬亦富。”可见他们是关系很好的诗友，他的说法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从而作出准确考订。但我没有读到《吴汉槎未刊书信》，不知张慧剑对书信的理解是否有偏差，在没有看到书信前，卒年暂依陈志纪父亲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