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伟镠（1611——1680），字紫阳、紫玄，和扬州境内其他四位进士不同的是他没有到外地做官，而是留在京师的翰林院任职，这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可是不到一年，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皇帝被迫自杀，这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大事变，而宫伟镠正是这场事变的目击者。不久李自成战败，清王朝建立，但宫氏不愿接受清廷的任命，回到泰州，过起了隐居生活。宫氏专门建起了一处书房。今泰山公园内的春雨草堂，就是在其旧址附近所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草堂曾是遗民的聚会之所，像冒襄、费密、周亮工等名士都曾去草堂拜访过宫伟镠。
宫伟镠的求学生涯
泰州博物馆收藏有一幅《行乐图》，上面是宫伟镠像和一篇《太史公自叙》。此画曾经蔡礼泉收藏。我没有看到原作，从照片看，并不见“行乐图”字样，不了解定画的名称的依据。什么才是乐？宫氏的乐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酒色之好。读其自叙我想到高邮王氏说的，生平读书最乐。画面上的自叙主要讲了幼年的求学和自己的身世，是宫氏晚年之作。宫伟镠中进士前的生活是很清贫的。他说：“衣无完纫，食无兼味……内辞家人父子之欢，外绝时序燕游之戏。每夜坐必至五鼓，鸡鸣日出，仓皇就枕，鼻息未酣，寻复惊起。”当春雨连绵的时候，屋漏得床单都湿了，到了夏天也没有条件挂蚊帐，这一切困难都只有默默忍受。可谓一心志在圣贤。宫家几代单传，做母亲的爱惜儿子的身体，规定儿子读书不能超过半夜，但宫氏读到尽兴处，哪里还会考虑时间呢。这种情况下，母亲有时将灯藏到床下，儿子还是找了出来，继续苦读。伟镠不到30岁时，原来炯炯有神的双眼就像时有云翳，这肯定是与用眼过度有关了。由于他的刻苦读书，一般的书籍和老师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在向更深层次迈进。他说当时自己读书情况是：“虽有图史，我之求，彼之所略；虽有师友，我之所叩，彼之所穷也。”这可谓王国维读书境界中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他追求的文字风格是“质而能文，详而得体”。
由于长期的熬夜，宫伟镠的身体状况变差。他感叹当时“病笃且危，求为寻常无闻之人不可得矣。”人生就是这样，读书本是为了功名，但有了功名之后就有很多身不由己的事情发生了，如宫氏所叙“自此以后官职之高下，宦况之升沉，皆非余所得而自主者也。”
记述宫伟镠行状的这幅《行乐图》在宫氏家中珍藏了300年。1953年，将图出售给藏家蔡礼泉，又过了若干年，蔡氏将图捐给泰州博物馆。
宫伟镠内心之痛
宫伟镠考中进士后，在京城任职不足一年，就遇上明王朝覆灭，人生的瞬息辉煌成为永久的记忆。据《泰州宫氏族谱》记载，他在北京是做崇祯儿子的“讲官”，但未就。这是一个清要之职，说明皇帝很信任他。据宫氏的后裔宫玉根告诉我，宫氏世代口传的史实是宫伟镠曾做崇祯第三子永王的老师，因明清易代情况复杂，族谱不便多记述，所以称“未就”。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因清初康熙曾表示要优抚崇祯之子，但崇祯的儿子真的出现时，康熙又让人说这是假皇子，而将之杀死。谁说是真的就杀头。也就是以真当假而杀绝，不留后患。宫氏家族为了可能出现的麻烦，而将真事隐去，“未就”云云也就不难理解了。宫伟镠在《有怀陈太仆》诗中简述了那个天崩地裂的时刻，“甲申正三月，风沙变朝昏。君为长安游，顾我长安门……”李自成入北京、崇祯自杀是甲申年（1644）三月十九日，诗中“长安”借指京城的住处。崇祯自杀前不久，宫、陈两位还在京城相遇过，他们对明王朝记忆犹新。宫表示“一别承明庐，蓄德在家园”。诗中“承明庐”是指在朝大臣休息的地方，既然崇祯已死，他只有离开朝廷，返回家园。这首诗反映出他对明王朝的眷念和归隐家园的坚定决心。
离开承明庐，是他心中的痛，也构成他诗歌创作的特别意象。他在另一首诗中说“青枫白雁晚塘余，忆别承明第几庐？几上仅存高士传，桥边半筑野人居……”归隐田园与在朝任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在朝他是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归隐则要借酒销愁了。宫伟镠回到泰州后，建起了春雨草堂作为自己的读书和修身养性之所。知州田雪龛来看望他，酒酣之际，不禁长叹。宫氏赋诗曰：“每怪古人好饮酒，岁月销磨十八九。一从解带憩山阿，刘伶教子真吾友。”刘伶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传说中的酒仙。宫氏由积极用世时的不愿饮酒销磨岁月到学刘伶的饮酒，这是巨大的内心矛盾所致。用李白的诗来形容是“举杯销愁愁更愁”，但又有什么解脱方法呢？
知州田氏和他比较投缘，可谓相知。顺便交待一下，田雪龛为官泰州是一位清官。他离任后没有车旅费回家，诗人黄仙裳和他相熟，黄刚从外地回来身上有20两银子，他没有回家就直接到田雪龛那里给他10两作车旅费，以解燃眉之急。后来黄告诉别人，其时他家里很缺钱用，如果先回家就没有银子资助田某了。这真是古人之间的君子之交了。
宫氏与遗民诗人的交往
平时我们说遗民有二层意思，一是指亡国的百姓，二是即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人。我这里说的是明清改朝换代后不仕异族的人。明王朝灭亡后，有些士子坚决不与新王朝合作，而采取独善其身的处世态度。不过与新朝对抗是有危险的，如果你没有摆得上台面的理由，还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因此有些人就佯狂来发泄内心的郁闷。遗民是当时的一个特殊现象，宫伟镠是不与新朝合作的，所以很多遗民诗人就成了他的好朋友，如冒襄、费密、王元倬等人都是。
王元倬是金陵的遗民，也是名士屈大均的朋友，他在每年三月十九日，也就是崇祯去世的日子，在南京家中设祭。因为相同的政治情怀，宫氏和他走得很近。宫氏有一首诗是《春客长干，王元倬招集陈阶六寓园，时寇白门在座》
子夜层楼悄梦寒，一春心事向人难。
才非救世官多误，客有闲愁吟未安。
腰带半同青鸟瘦，泪珠时共美人弹。
相逢击筑吹箫士，握手离亭仔细看。
这是一个令人感伤的场面，本来名士相聚，又有寇白门这样才色双全的美女在旁边，应该是快乐的时刻，但他们的聚会却是暗然神伤，春天的心事无法向人言说。崇祯的自杀，明朝的灭亡，改变了包括他们在内的很多人的命运。当他们相遇时，不免潸然泪下。
诗中陈阶六的生平事迹不得其详，宋琬有一首题陈阶六小像的诗云：“醇酒美人堪送老，唯君能学信陵君。”信陵君即魏无忌，曾挽救魏国的危局，宋琬以信陵君比陈氏，说明他也是遗民中的忠诚之士。他们本来是想为国家效力的，做遗民隐居乃是廹不得已，正如宫伟镠在另一首诗中说的“可有余春留胜地，却教斯世署遗民。”
寇白门为秦淮八艳之一，也和明宗室有牵连，她原是保国公朱国弼的小妾。寇氏的风流美貌自不必说，她还是才女，能做诗并自己谱曲，又能画兰花，18岁时被朱国弼买下，金屋藏娇。据《板桥杂记》记载，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保国公投降，家产被没收，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这时寇白门将平时的积蓄拿出来为他们赎身。不久她自己骑着马和一个婢女一起回到南京，被人们称为女侠。她在南京和很多文人骚客相来往，酒酣之际，或歌或哭，大有美人迟暮，红豆飘零之感。如此说来，寇氏并不仅仅是一名歌伎，她和文士相遇秦淮河畔，抚今追昔，颇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憾。难怪宫伟镠深慨“泪珠时共美人弹”。
忠臣与贰臣的会晤
宫伟镠和龚鼎孳（字芝麓）互有往来，关系还可以。龚氏是名士，也是清初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和钱谦益、吴伟业并称江左三大家，可见文名之显赫。明亡后他们有一次会晤，而且留下了诗篇，这就是《龚芝麓前辈招饮水阁》。原诗是：旧京芳树自何年，客梦平芜岁序迁。
遂有好怀凭蕙叶，时移清影付花笺。
千秋抗疏严梼杌，一夜吹箫泣杜鹃。
遮莫彩云容易散，迟君同上若耶船。
诗题称龚氏为“前辈”，其实龚氏生于1615年，小于宫氏四岁，但为何以前辈相称呢？原因是古人按考中进士的时间来论资格，龚氏是崇祯七年（1634）进士，早于宫伟镠九年，故称前辈。诗中颈联是对龚氏的誉扬，龚氏在朝廷任职时，先后弹劾多名权贵，其时势头很健。但明亡后，龚的气节不佳，人们说他“闯（指闯王李自成）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李自成陷北京后，他就投降李自成，满族掌权后，他又服务于清王朝。明朝官员有些为明亡而自杀身殉，龚氏自然不会这样。他说：“我愿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这里“小妾”指顾媚（横波夫人）。顾媚原是秦淮八艳之一，嫁给龚氏后被封为“一品夫人”，因此在秦淮八艳中她是身份最高的了。龚氏此语将自己的名节有亏推给了自己爱着的女人，或者说他为了爱顾媚而不得不苟活下来。其人品之欠缺显而易见。同时代的人孙垍龄上疏很不客气地说龚鼎孳是“明朝罪人，流贼（指李自成）御史”，又称清朝廷给以他优厚的待遇，也没有听说他为公尽力，以答谢朝廷的厚恩，只知道饮酒醉歌，买多少奇珍异宝来取得顾媚欢心，父母妻子置之度外，听到父亲的死讯，仍歌饮流连。可见他在气节上是为时人诟病的。
宫氏称龚鼎孳为前辈，是从中进士的辈份而言。后世论他们两人，从文学成就看，龚氏领先；从气节看，宫伟镠令人尊敬。龚氏生前还算荣耀，身后重重地摔了下来，不光彩地成为皇帝钦定的贰臣。
乾隆四十一年，皇帝命人编列传专门设立贰臣传，将降清的明朝官员列入其中，而对于当年抗清的人则称为忠臣，原因在于这时政权已经稳定。乾隆说：“我朝定鼎前后……望风归降，及时自不得不加以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畏死幸生，靦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这段话很厉害，为很多名臣定了性，其中为我们熟悉的钱谦益、龚鼎孳都是钦定的贰臣。其实龚氏不仅做了一次贰臣，而是做了两次贰臣，用乾隆的标准看，这样的人是“为清流所不齿”。 贰臣传分甲乙两编，对清朝有贡献的列在甲编，被认为毫无建树的人列在乙编，龚氏在乙编的末位，这简直将龚氏贬到底了。
康熙晚年，曾谈过自己夺得天下的正义性。他说“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剪灭闯寇（指李自成），入承大统。”现在我们认为是清朝取代了明朝，当时的正统口径是李自成灭亡了明朝，清朝灭了李自成，从而坐上皇帝宝座。
几百年后我们看前朝事，明朝享国276年，待士子、大臣也很刻薄，并无多少善政可言，但面对改朝换代，遗民不屈服于异族的暴虐，以复国为念，这个时期最有时代精神的就是遗民诗歌。可惜后代的文学史对此注意不够，往往只将笔墨落在少数名家身上，对宫伟镠等人则关注不够。
宫伟镠与泰州地方志
明亡后，宫伟镠不出任清朝官吏，回到泰州，他将大量时间用在地方文化事业上。他对地方志的贡献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他收藏过今天已经散佚的方志，并留下有用资料；二是他自己亲自撰写过方志，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微尚录存》，亦即《（康熙）泰州志稿》。泰州历史上的修志工作可以上溯到宋代，当时共有两部地方志面世，但现在已经散佚，我们看不到真本面貌了。所幸的是宫伟镠曾见过《（淳祐）吴陵志》。据地方史专家刘永耀考订，宫氏曾引用10多条资料，并注明“依宋志订”、“按宋志载”字样，这对我们稽考原志很有价值。据宫氏记载，他家藏的宋抄本吴陵志，是从外曾祖周氏家得到的，这可谓流传有序。
明代正德、嘉靖两部泰州志佚稿，现在只有从宫伟镠的记载中能了解一些信息。《（正德）泰州志稿》在清初已佚，宫的好友、兴化陆廷抡从书肆中得到《（嘉靖）泰州志》，发现上面记载《（正德）泰州志稿》为乡贤储巏、全英所编，这是储巏对泰州文化的重要贡献。后来陈琦修《（嘉靖）泰州志》就引用了前志的材料以及宋志的材料。由于陆氏得到嘉靖志，他和宫氏著书时多有参考，因此，尽管原志书散佚，所载的史实基本还是流传了下来。
宫氏修的《（康熙）泰州志稿》（《微尚录存》）收入《海陵丛刻》。《退庵笔记》中有《陆志》一篇，说兴化陆廷抡入清后不肯应试。泰州富室王姓（兴化人）聘陆氏到他家中讲课，陆数年不出王氏家门，泰州人一般不认识他。一次总督檄文泰州逮捕王氏，他逃跑了，州隶将陆廷抡逮捕作为交差。押送途中，进士张桐轩见廷抡面无戚容，随时讯问，确信此事与廷抡无关。张即命州隶为他解去铁索，将廷抡送到宫伟镠家居住，然后谒见州牧。州牧重责州隶后，到宫家与廷抡相见，谈文论史极为投机。其时州牧正聘请邑绅开局修志，志局设于宫家北园。宫邀请陆参与，陆答应了，但预先声明两点，一是平时不与州牧见面，二是志书修成后不留自己的姓名。看来这部书是陆氏配合宫氏共同完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微尚录存》署宫伟镠原著，他的儿子宫梦仁校订。
宫氏认为泰州以“形胜”，他说“望海楼、南山寺塔、钟鼓二楼、光孝禅院诸处，悉无不坡起冈萦，风回水聚”，正是形胜的好风水，带来了人文的兴旺。在宫氏看来“州固以山川胜，山川尤以人胜也。”出人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宫氏理念的高明之处。
宫伟镠在书中还写了《艺事柳逢春列传》，这是记述柳敬亭活动的重要资料。他记叙乡贤储巏为毘陵人，宋元徙吴陵；句容崇明寺为李春芳读书处；另所记吴甡的情况也弥足珍贵。民国年间韩国钧编《海陵丛刻》，对宫氏的书极为重视。他作跋称宫氏“于乡土、形胜、风俗、水利、钱粮、秩官、人物极为注念，举平日胸臆之所欲发者，悉取而论次之，而一本于忠厚之意。其于远也，多准之宋志，故其言核，其于近也，又皆出于耳闻目见，故其义深。……虽残珪断璧，要与导谀贡媚、不关性情学术者异矣”。这段评述概括性强，是宫氏作品的权威论定。
圌山与故国之思
在清代，不少文士是直接参加反清复明斗争的，也有人在诗文中反映自己的故国之思，虽然这种反抗是间接的，但还是遭到清廷的查禁，许多书被列为禁书。《庭闻州世说》是一部地方文献，记叙泰州的掌故，但宫氏别有深意地写了圌山，他说“圌山在大江之南，属江阴州，然泰州与江阴相值，圌山出云，泰州未尝不雨”。宫氏为何对位于镇江和江阴之间的圌山大书一笔？宫氏是文士，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抗清斗争，但他对反清复明是持同情态度的。我在上篇引用的宫诗《春客长干，王元倬招集陈阶六寓园，时寇白门在座》有这样一句“相逢击筑吹箫士，握手离亭仔细看”， 这里是用的高渐离击筑的典故，荆轲在易水边唱“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时候，好友高渐离亲自击筑。荆轲刺秦王未遂，但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由此诗句我们可以看出宫氏对遗民中复明志士的深厚同情。
江阴是抗清的名城。清初强迫汉族人模仿满族人剃发，遭到汉族人的反对，其中阎应元领导的江阴保卫战，是当时抗清的著名事件。再则，顺治十七年（1659）郑成功、张煌言从海上攻入长江口有关，当年郑、张通过圌山要隘后，发过一篇檄文，响应者甚多，张煌言《师次圌山》有“十年父老见旌旗”句，使圌山名震清廷，激起了人们“反清复明”的情绪。后来退兵后，清政府对镇江的名门灭了83户，使士人谈虎色变，怕说圌山。宫伟镠在这里大说圌山绝非偶然，是对江阴这一抗清名城的向往和呼应。若干年后，宫氏后人宫元溱写过一首竹枝词，诗中有云“趁兴登高多得伴，泰山顶上望圌山。”他的诗句就没有对明王朝的思念之情了。同是写圌山，意义大不相同。
宫伟镠的故国之思，还可以从他和兴化李清共同删定明代杨慎的弹词《历代史略十段锦》为《史略词话》中看出来。他们两人都是不与清政府合作的名士，他们编书，有所寄托，因为对明王朝有感情，故借书抒怀，寄托兴亡之感。易代之际往往是这样，前辈人是不和新朝合作的，但他们的后代就不一样了，总需要有生活出路，后代还要求取功名。其时新政权已经完全巩固，像宫伟镠的儿子宫梦仁，李清的儿子李柟也都出仕清廷了。
春雨草堂的文化意义
春雨草堂在清初的泰州，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这里是名士的会聚之所。来春雨草堂的名士很多，仅收入泰州地方志的就有龚鼎孳、宋琬、周亮工、王士禄、邓汉仪、宗元鼎等，他们都是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宫氏回泰州时，龚鼎孳和宋琬分别作有《送宫紫阳归海陵二首》，龚氏为江左三大家之一，他诗中有“时运有往复，杰士宁长贫？”这里的“贫”，当然不是穷得没有饭吃，而是有没有官做。事实上，宫氏和龚氏分别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宋琬是清初著名诗人，与施闰章齐名，人称南施北宋，他出言谨慎，诗中说“君子秉遐思，翱翔慎所托”，他认为出仕与否，是要慎重选择的。邓汉仪诗中多首写到宫伟镠，如宫氏将自己的《采山外纪》等作品赠邓氏时，邓氏作诗致谢，诗中有“东山歌妓散，北海酒樽寒”。看来宫氏的生活是很清贫的。苏州的友人来泰州，也问起宫氏的情况，邓说及“病里强微酡”，看来宫氏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但他的创作热情仍是高涨的，宫氏创作的作品不少，只是未能全部整理出版，好多只能在图书馆收藏而已。和宫伟镠同年考中进士的张恂和吕潜与泰州关系很密切。吕潜可谓诗书画三绝，他是四川人，侨居泰州，之所以选择泰州定居，与他和宫伟镠的同年关系很重要。宫的好友陆廷抡《吕半隐怀归草堂诗序》对吕潜诗有精彩评论。黄宾虹曾经赞扬吕潜“先生文章气节，彪炳宇宙”。学界认为明末清初吕潜、 唐甄、费密三人是蜀中（指整个四川）最有学问的人物，而费、吕两人都长期在泰州生活，这说明泰州当时的环境是适合文化人生存的，特别是春雨草堂，为他们提供了一块好的栖息地。
张恂的作品我们难得看到，可珍贵的是蔡澧泉生前藏有一帧扇面，是张恂写给宫伟镠的，时间是顺治六年（1649），其中有句云“风雅兴方隅，其间必有光。海陵文鼎盛，实繇吾紫玄。摇笔惊河汉，立言酣简编……”这不是虚夸，海陵风雅确实与宫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仅是宫伟镠本人，也包括他的后代，但与他开风气之先密不可分。
诗中还说宫氏“飞栖寻故榆，岂为安巢还。”他并不是回到家乡寻找安乐窝，而实在是形势苍黄，使他不得不采取独善其身的办法来处世。诗中还强调了宫氏的“贞以坚”。写诗的地点就在春雨草堂，几位友人共同作了“五君咏”，张恂称几位好友是“言同道合”，看来他们都是忠臣不事二主之士。
春雨草堂的前世今身
春雨草堂在现在的泰山公园岳墩脚下。公园现在很靓，但在古代只能说是有野趣，我看到解放初期公园的照片，显得颇为荒芜的样子，更别说清初了。邓汉仪有多首诗赠宫氏，其诗中用“荒松菊”来形容，又用倪瓒的画形容，都是突出的野逸。邓氏诗问宫伟镠“我欲辋川寻胜事，王维清兴近如何？”这里邓以王维比宫氏（辋川是王维的私家园林），自己想到春雨草堂拜访，问问宫氏近况如何？可见他们交谊颇深。春雨草堂的小西湖畔栽的桃树很多，架桥建亭，每当桃花盛开之际，宫氏经常在其中倘佯观赏，吟诗作赋，聚会好友，人们给他起了一个“桃都漫士”的雅号。甲寅年（1674）宫氏64岁，他为草堂写了一首诗，内容是：
十亩方塘跨两桥，桥边红杏恰相招。
篮舆玩世山椒曲，画舫怀人水面骄。
列坐流觞忘魏晋，停桡得径问渔樵。
右军金谷徒优劣，应有豪吟慰寂寥。
这是他晚年心境的重要记述，春雨草堂对他而言，就像兰亭修禊一样，是士人的心灵鸡汤，也是自己生命的一种表达形式。宫伟镠大部分著作都在这里脱稿，因此他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春雨草堂集》。
《（道光）泰州志》对春雨草堂有简略的记载，称它“在城西小西湖旁，宫伟镠筑，取州志八景泰阜晴云、西湖春雨意为名，其子梦仁归田后复加修葺，擅林亭池馆之胜，国初诸名流多觞咏于此，今则蔓草荒陂，仅存废址而已”。 我阅读宫氏后人的诗，发现并非到道光前夕才成废址，而是宫梦仁身后不久就已经变得荒凉了。宫雝曾写过一首诗，感叹“先人卜筑此园林”。但他当时看到的情景是“香草美人空怅望，桃花流水渐销沉。伤心遗迹无人问，一树斜阳噪暮禽”。前句下还加了一个注，称“园有香草亭，美人之居”更增添了沧桑之感。宫雝大约逝世于乾隆元年，他的诗对我们考察春雨草堂的兴废很有参考价值。
光绪末年，浙江山阴的朱枚任职泰州，他将春雨草堂重新修葺一番，恢复了往昔的格局。后来的官员又陆续在湖边增加了几个亭子，这就构成后来泰山公园的雏形了。当时有三个亭子分别命名为憩亭、望岳亭、宿影亭。
宫氏家庭的教育理念
宫氏家族，人丁兴旺，才俊辈出。《退庵笔记》有一篇是“宫氏四世进士”，说宫家四代人中连续出了五个进士，三个翰林，这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清初泰州名士王鞠劬说“吾家安得有世袭进士，惟宫氏足以当之。”这其中奥秘何在？首先与其良好的教育理念有关。妇翁家优童甚盛，余十七八时至其家，略不寓意，见女婢中有色殊服华相经过，辄他视，翁家谓余宫夫子。
宫伟镠写的《重订安定讲堂序》可见他对教育的重视。我看到乡贤杜光先抄的“人文双鉴”就是选自宫氏的家族名言。“人文双鉴”顾名思义就是为人之道和作文之道，谈做人时，摘录了这样一段话：
论理要精详，论事要剀切，论人须带二三分浑厚，若切中人情，人必难堪，故君子不尽人之情，不尽人之过，非直远怨，亦以留人掩饰之端，触人悔悟之机，养人体面之余，亦天地涵蓄之气也。
康熙年间李善树说这些语录是“宫定山（梦仁，伟镠之子）先生屏幛间格言”，为宫家世代相传。这则是讲待人要宽厚，要给人留面子。在生活中，对他人有宽容心是很必要的。既然为类话写在屏障、案头，可见是熟读的座右铭。其他朋友加以转录，看来也是很欣赏这类格言的，并以之作为行为准则。
《宫氏族谱》中有族训列在卷首，如家族特别强调“训以成人之道，俾见善必从，闻过必改，为子孝，为臣忠，为兄弟友，不得游佚、酗酒、赌博……”另外还专门列了《先正格言》，“先正”指前代的贤臣，宫家引用的如东汉马援的不要随便议论别人；诸葛亮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司马光的“事无大小，毋得专行”；这些都是对家族成员进行教育的有益格言。
还有一件趣事，宫伟镠字紫阳，和南宋大儒朱熹的别号相同，有时人们易将两者混淆。最近江西沿山县将《紫阳遗墨》很考究地线装出版，作为党风廉政教材，其介绍中称“上饶县令曹人杰收集朱熹楷书所编四言《训士箴》”，其实《紫阳遗墨》解放前就出版过，现在算是重印，字乃宫伟镠所书，并非朱熹。宫氏喜欢写一些格言，《紫阳遗墨》仅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