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祖国东南沿海的一座古城， 7500年前，从海里成长来，最先称海阳，取面海朝阳之义，接着称海陵。“海”是大海，“陵”为形声字，从阜，陵声，意为高地。无论海阳还是海陵，都曾经是大海的邻居。海水是咸的，里面有盐，泰州先民最迟在汉初就依靠着海，煮海水为盐，并围绕煮盐、运盐的经济活动，逐步发展起来，成为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中国最早发现与利用的自然盐是池盐与岩盐。在盐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经人类加工的井盐与海盐，但井卤煮盐晚于煮海水为盐。在煮海水为盐的进程中，古海陵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因为煮盐，引出了著名的海陵仓，更由于煮盐，摧生了江淮沿海间第一个行政机构海陵县。
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北至辽东半岛，途经山东半岛，南到江浙沿海，就都开始了煮海水为盐。其中位于山东境内的齐国，已出现了大盐业主，集中了大批劳力，从事食盐生产。东周庄王十二年（前685）齐桓公接位，任用管仲为辅佐。管仲根据齐国海边资源的优势，创制了食盐民产、官收、官运、官销的官营制度。管子《海王篇》中说，以盐为人民日用所必需，若明令征税，则人民鲜有不疾首蹙额呼号相告，以图抵抗者，如果寓租税于专卖之中，使人民在不知不觉之间，无从逃税，盐利收入，其数必巨，国家可不必另筹税源，而国用已足。故《海王》一篇，实为千古盐政之祖，历代仍多效法，为富国之计。
西汉初年，为了医治秦末战争创伤，朝廷推行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弛山泽之禁，放松了对山海资源的控制，取消了食盐的官营政策。一些权贵、豪强和富商大贾们，乘机垄断盐业，役使成百上千的奴僮和逃亡的农民，从事煎煮以获盐利。就在此时，吴王刘濞在古海陵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煮海为盐，让海陵从此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
古海陵地区位于江淮沿海之间，是得天独厚的煮盐之地。这里，本来就是大海，涛声漫境。随着海岸线不断东退，成长为海边滩涂。在涨潮时潮水不及的近海滩涂上，经过整平压实，就是理想的煮盐盐场。同时，在大片滩涂中，到处生长着高秆芦苇、獐毛草和白茅草，还有盐蒿及矮秆等杂草，是取之不尽的天然煮盐燃料。然而，相对于山东沿海的齐国来说，江淮之间煮海为盐的时间，却晚了数百年。根据史料记载，第一位在江淮间兴起煮海为盐之业的是吴王刘濞。是刘濞最早发现了江淮沿海的这块宝地，在古老的海陵大地上，开始书写出中国淮盐历史的宏伟篇章。
刘濞，汉高祖兄刘仲之子，高祖十二年（前195）被封为吴王，建都广陵，统辖丹阳、豫章、会稽三郡五十三城，地方三千里，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又拥兵五十万，是西汉初年东南的一个大的郡国。惠帝、吕后时期（前194～前180）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可以不实行汉制，享有较多的特权，各务其民。吴国则更有着诸多的地利，境内有铜山，又滨临东海，吴王濞就发展生产，形成了铸钱、煮盐两大产业。他堂而皇之地由其官府出面，将天下的亡命者统统召来。史书上记载，与吴国相邻的齐国的“山东奸猾”，就有不少聚集到了吴国。甚至当有些郡国的官吏来捕拿从他们国家逃出来的人时，吴国都以官府出面，包庇容纳这些人，禁止被来人带走，保护他们在海边煮盐。这样，各国的一些“奸猾”之人，包括犯了法的罪人，越来越多地远去乡里，集中来到了吴国。他们来到吴国，既无生活资料，更无生产资料，成年累月在海滨煮盐，养家糊口，但是免除了被捉拿回国，处以罪行的惩罚。这就使得吴国拥有了一批极为廉价的劳动力，极大地降低了煮盐成本，为国家创造了特别的丰厚的利润，进而，在国内实行“无赋于民”。文帝时（前179～前157），吴国煮盐业进一步发展，除了无赋而国用足外，又实行了不少富民安邦的措施和政策。一个经济强盛的大国，在古海陵地区开创盐业的背景下，逐渐成长起来。
吴国煮盐的江淮之间，海岸线长，海水含盐量高，燃料充足，劳动力又多，盐的产量越过越多。但煮盐不是最终目的，要把煮的盐变成财富，这就要将盐运出去，销售出去。为提高运输能力，刘濞专门从广陵古邗沟旁的茱萸湾，一直向东开挖了一条用于运盐的河，采用水上船运的方法，将盐从产区运出，一只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
这条专门用于运盐的河，西自茱萸湾，向东挖到海陵，抵达今天的如皋，连绵数百里。在当时人挖肩挑的条件下，开挖一条如此长的河道，还要能满足来来去去的船只双向行驶，有足够的宽度，其工程之大，可想而知。表明吴王刘濞将煮盐当成了发展本国经济的一大产业，将生产、运输与销售，融为一体。河挖成后，海边煮出的盐，就通过这条河运到广陵城脚下，然后再通过古邗沟或北上，或南下，运往各地。同时，这条河又把西边古邗沟的水送到了海边。由于古邗沟南通长江，北接淮河，是长江与淮河里的淡水，大量的淡水随着这条开挖的运盐河，被送到了海边，又对沿海的人们带来的福音，提高了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水平。从刘濞西汉时开挖这条运盐河起，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二千多年，这条运盐的河，为淮盐的运输，为历代封建王朝提供的税赋，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也为河两岸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使得沿河村庄逐渐形成，人口逐渐增多。对于古海陵来说，运盐河的开挖，成为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有力地促进了古海陵发展，并使得原来处于海边一隅的古海陵，从西汉时起，就开始沿着水路走向了全国。司马迁说，刘濞等依仗有海盐之铙，招致天下喜游子弟，使吴地繁华起来，成为“江东一都会”。司马迁所指的江东一都会，当包括初期的海陵。
吴王刘濞以煮盐、铸钱起家后，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他将古海陵地区14岁至62岁的男性，统统征去当兵，随着“七国之乱”的被平息，最后客死他乡，刚刚兴起的海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从此销声匿迹。
十多年后，汉武帝接位，食盐私营未曾改变，郡国诸侯在拥有政治特权的同时，仍然垄断境内食盐生产。到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开始禁止诸侯私自煮盐，严格实行食盐官营，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元狩六年（前117），也就是汉武帝食盐官营的第三年，江淮间设置临淮郡。在临淮郡属县中，首次出现了海陵县，在“七国之乱”后，被冷落了37年的海陵，成了一个有建制的县。这就让我们看到，虽然刘濞亡命了，但海边煮盐以及煮盐带来的经济效益，并没有完全消失，海陵地区依靠煮盐业很快恢复了元气，汉武帝很看重原先刘濞煮盐的海陵，在此设立了行政机构，成立了海陵县。因此我们说，盐是古海陵从无到有的经济命脉，也是海陵县得以诞生的先决条件。
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前后300多年，是一个分裂割据时代，中原地区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群雄并起，连年战祸，南方地区相对于北方有了长足的发展，史书上留下了海陵一些重要信息，对我们了解海陵盐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是北方郡县南迁。两晋之际，北方黄河流域大批受苦难的流民南迁，充当佃客。东晋政府想把自发的投靠转为法定的佃客制，但无法落实。淮南佃客人数，朝廷无法控制。史书记载，当时的海陵县境内，东北有名为“青蒲”的地方（在今溱潼东边的溱东，现属东台县），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淮南太守毛璩率千人往讨，“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朝廷嘉之”。数万逃亡者在荒野菰封中隐慝生活，就是因为这里靠近海边，其中定有以煮盐为生者。
二是海陵郡的设置。随着北方人大量南迁，海陵地区人口急剧增多，东晋义熙七年（411）对行政区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将广陵郡分为3个郡，即广陵郡、海陵郡、山阳郡。海陵郡有临江、如皋、宁海、蒲涛、建陵5县，开始郡治设在海陵，后来迁到建陵。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设立海陵郡后海陵县依然存在，但不属海陵郡管，而还属于广陵郡，分析其原因大概也与海陵的经济主要是盐的生产有关。
三是光孝寺的建立。东晋南朝时佛教盛行，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泰州光孝寺就始建于义熙年间。这座寺庙的建立是城市发展，群众信仰的标志。而城市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也一定离不开海边的煮盐。
四是盐贩的活动。据兴化有关学者称，南朝刘宋时，高武帝刘裕，曾冒险潜入江北海陵贩运私盐，常年奔波于如今兴化唐子、大丰草埝一带。
五是产生了一批商贾大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结束后，隋朝建立起来，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隋炀帝大业九年（613）迁海陵官商大贾入东都洛阳。虽然我们无法知道隋代初期海陵有多少富商大贾，又为什么将他们迁到洛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富商大贾中经营盐业者定不在少数。
六是出土地文物。 建国以来，泰州西郊一带出土了一批六朝青瓷，比较重要的有1974年泰州西郊鲁庄，出土的十系青瓷莲瓣罐，接着一些青瓷碗、罐、水盂、鸡首壶、盘口壶不断从泰州地下出土。1994年在江洲路东侧，又一次出土了16件六朝青瓷，其中的青瓷莲瓣盖罐竟然是１件国宝。我国文物界权威杂志《文物》作为彩色封面重点刊发，《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以“品味国宝”的形式隆重推出。六朝青瓷成了泰州博物馆的特色收藏之一，在我国陶瓷界泰州博物馆的六朝青瓷享有较高声誉。
六朝青瓷在我国陶瓷史上，属于瓷器的初始阶段，就当时说来是非常珍贵的高档日用品。这种在其他地方极为少见而在泰州不断出土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海陵郡的辉煌。因为能用得上这些精美瓷器，死后又带入墓中的定是土族豪门与庶族地主，绝非等闲之辈。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多次从泰州出土，说明曾经拥有这些青瓷的人为数不少，他们经济比较富有。而财富的聚集在我国古代农耕社会，除了是大量土地的占有，在我们产盐地区也应与盐有着很大关系。
从上面六个方面，我们能直接或间接看到六朝时期海陵的状况，联系此前古海陵汉代就开始煮盐的历史，我们认为六朝时期古海陵的发展也离不开煮盐与运盐。 深入探讨这些现象，还原六朝海陵郡的社会现实，是很有意义的地方历史研究课题。
经过长期动乱，魏晋南北朝最后的南朝被隋灭亡。接下来的隋代，又是个短命的王朝。隋文帝对盐业经济实行了宽松政策。他的“与民共之”政策，承认百姓与国家共有盐利，放松了官府对食盐资源的开采与经营权，鼓励百姓对盐业的开发，盐产区的面积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食盐的流通也不受政干预，完全由百姓商人承担运销。同时在隋代又开通了京杭大运河，这对生产海盐基础比较好的古海陵说来，盐的生产与外运又增添了更大的便利。只是因为海陵的富商大贾在这时被迁去了洛阳，对泰州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如果没有迁海陵大户的发生，隋代及以后的泰州就可能不是后来的样子，泰州的历史或许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隋朝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大唐时代。唐代中央政府对盐业开发高度重视，海陵盐业再次显耀在中国盐政舞台。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后期，政治日趋腐化。自杨贵妃入宫后，皇帝就过着“春霄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终日沉湎于《霓裳羽衣曲》的歌舞声中。天宝十四年（755），爆发了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而衰。洛阳周围几百里内，不少州县成了废墟，黄河中下游一带“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这次叛乱不仅打乱了唐朝的政治格局，也使唐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战争时期的财政危机，人口减少（安史之乱前中国人口约五千多万，战后只剩不到一半的人口）田亩移换，迫使唐政府不得不从单纯的农业税，转向重视其他税收。盐业史上榷盐法（盐业专卖）开始实施。
榷盐法源于战乱时的颜真卿。安史之乱时，平原太守颜真卿（唐代中期杰出书法家。他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因军费紧张，用钱收盐，组织运输，按统一的官定价格将盐售给老百姓，充实军费。颜真卿的榷盐法给时在河北任官的第五琦以很大启发。乾元元年（758）第五琦被任命为盐铁使，正式颁布榷盐法，内容包括⑴产盐之地由官置监院，负责收盐、卖盐；⑵订立食盐专卖价格，每斗110文；⑶建立亭户制度，免杂徭，属盐铁使；⑷建立惩治私盐法律，规定盗煮与私卖有罪。形成食盐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产销方式。但第五琦的榷盐法只控制产盐地区，难以控制非产盐地区，官销不能覆盖全国各地，盐税收入年仅40万贯，不足国家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不久，第五琦的盐法由刘晏进行了改良。刘晏是唐代一位杰出的理财家，安史之乱后，关中搜刮殆尽，中央政府的财政不得不进一步转向东南，扩大财赋征集，扩大间接税的征收，否则无法解决当时的经济危机。刘晏在经过河南道时看到“五百里内，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炊，萧条凄惨，兽游鬼哭。”当唐朝廷决定让刘晏主持东南财政后，他就在第五琦的榷盐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了盐法：形成产盐之乡置盐官收盐，转卖给商人，任其所之。成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就场专卖制。
就场专卖制，是盐法的重大突破。具体办法是一方面是在产盐地设置机构，保证国家对盐利的垄断，另一方面借助商人的作用，利用官写价格低于市场价，鼓励商人积极卖盐，使商人与政府的利益的统一，扩大了专卖的范围，使得专卖制度得以覆盖全国。就场专卖制推行后，实行盐价垄断，盐利大增。《新唐书•食货志》记刘晏任职前后的江淮“盐利岁才四十万缗，”也是第五琦改革盐法时的最高收入。到刘晏改革盐法后的“大历末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盐税收入达到六百万缗，在21年间，盐税收入增加了15倍。实现了刘晏改革盐法 “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的基本思想，将间接税的征收提到了主要地位，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危机。
为了合理地解决协调完成整个专卖制的运作，刘晏创建了缉私机构，完善了十监四场等专卖组织。十监是“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监设在产盐之乡，十监之中，海陵监居于前列。这是一千多年前海陵正式设立盐官的开始。
盐监又称监院，是专卖盐的事务机构，专卖的核心组织。他们是独立于地方行政系统的财务官员。其职能首先是生产，包括生产的监督、产品的征集和盐户的管理，最主要是催征赋税和对地方违法行为实行财政监察。盐法规定“收榷其盐”、“收盐户所煮之盐”，由监来承担。监既负责催征，又常常与产量联系在一起。宋代王象之引《元和郡县志》称，海陵监一岁煮盐六十万石，盐城监每岁煮盐四十五万担，说明盐的产量是由监来汇总统计的。唐元和前期江淮盐利，是唐代历史上的最高数额。《中国盐业史》根据元和中杭州场交易额是“每岁三十六万计”据此推知年产数十万石的海陵监等，盐利收入当更为可观。
由于海陵设立了盐官，更加促进了海陵盐业的生产。盐的产量的提高，向朝廷提供的赋税更多。唐人贾至说：“鱼盐之殷，舳舻之富、海陵之所入也。”盐使得唐代的海陵城市也更加繁荣起来。《通鉴》卷256记光启二年(886)六月，“海陵有民五万户，兵三万人”。县户兵民总数达到八万人，在当时算是人口很多的县了。唐代一般的县只有一个坊的规模，我们从出土的唐墓志上看到起码有3个坊以上，可见城市规模是比较大的。
唐代晚期，藩镇拥有重兵，朝廷无法控制局面，盐利也被藩镇不断占有，包括海陵县的整个淮南盐就被杨行密所用，后杨建立了吴国。赋税日趋减少，最终在盐利的枯竭中，唐朝进入了他的末日。
唐以后的中国再次进入分裂时期，北方先后是梁、唐、晋、汉、周五代的更替，南方是吴、南唐等十个小的国家，时称五代十国。在五代十国全国分分裂的大背景下，海陵却是一方平安的乐土，并在此时获得了一个发展机遇，从县升格为州。追索海陵由县升州，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从吴到南唐只是统治阶级内部人员的更换，没有发生战争，生产力得到发展；一是海陵县盐的功劳。海陵升泰州时，第一任泰州知州褚仁规，留下了一篇由他亲自撰写制作的石碑《泰州重展筑子城记》。记文告诉我们，海陵是汉朝设立的古老县邑，这里非常富庶。升建的原因是咸鹾赡溢，职赋殷繁，是水陆要津，咽喉剧郡。所谓“咸鹾赡溢，职赋殷繁”就是说的产的盐很多，向国家提供的赋税多。这位姓褚的知州，同时还兼盐铁两监都院使等官职。南唐升州以后，泰州的地盘北至盐城，东到海，南临江，西接江都，管辖海陵、盐城、兴化和泰兴，后如皋场升为如皋县，又加如皋县，淮南的盐场差不多全属泰州管辖。淮南盐利甚丰，是南唐主要的财政收入。
公元955年，周世宗攻打南唐，战事以南唐献江北淮南十四州，对周称臣作为附属国而靠结束。当时南唐曾派使者向周求情，说江南不产盐，愿得江北海陵盐田。周世宗未能同意，只许每年给唐国盐三十万斛。南唐失去江北盐田，食盐不能自给，国力大大降低，不久，南唐灭亡。
宋代，初期都城设在开封，后迁往江南临安，史上称北宋与南宋。北宋前南唐时的泰州有盐铁两监都院使。北宋初，设立泰州海陵盐监等，与其他地区盐监一样，海陵监带有管理生产、收购乃至支发等多种职能，后来盐监演化为催煎盐、买纳场和支盐仓。泰州海陵监亭户宋初的丁额盐，每丁每年煎正盐35石，折平盐105石，共煎额盐5425斤，通州利丰监每年盐丁是4650斤。绍兴年间泰州梁家垛新建盐场，设置11灶，年煎盐量为4万余石。平均每灶产盐3638余石，即18万余斤，其价值约为二三千贯。
公元1115年，女真族首领在北方建立起奴隶主国家，国号金。金国建立后，随即南下，宋金战争从此展开。1127年，金兵就俘虏了宋徽宗和钦宗，宣告了北宋的灭亡，宋王室迁往东南，建立起南宋。南宋时的提举盐事司，或专设、或与常用平、茶等合为一司，称提举常平茶盐司，这些提举司的设置地点时有迁徙。其中比较重要的淮东司设于泰州，淮西司设于和州。
“产盐固借于盐户，鬻盐实赖于盐商”’官府盐利的获得，须借助于盐商之力，与盐商分享，宋徽宗时给予盐商的待遇最优，越来越多的商贾富豪把目光转向盐的专卖，千艘万舶涌向淮东盐仓场。泰州盐仓场一年内支发客请盐40万袋，创下一仓支盐1亿2千万斤的最高纪录。
《宋史•食货志》记载：“唐乾元初第五琦为盐铁使，变盐法，刘晏代之，当时举天下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增至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元佑间淮盐与解池等岁四百万缗，比唐举天下之赋已三分之二。隆兴元年以来，泰州海陵一监，支盐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则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矣。
南宋开国第三年，金人侵犯泰州，当时的守臣曾班想死守州城，但有人提出为保全一城生灵，不与抵抗。金人第一次进入泰州城后，停留数日，将全城的财物（金帛）抢掠一空而去。泰州海边的盐，是国家财政的命根子，为保国家盐税，为保泰州，1130年秋七月，朝廷任命岳飞为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
为保住泰州城。泰州城大修4次，小修无数。南宋建炎三年（1129）泰州通判修城浚濠，在城上开四城门，城门之外，又加筑月城，月城上各建门楼，城濠宽5丈（15.14米）。淳熙十年（1183）知州万锺修东、西、北三座水门。宝庆三年（1227）知州陈垓大挖城河，将东、西、北三面城河拓宽，对南城河进行了浚深，城河通长十三里（7118米）宽20丈（61米）深2丈（6米）。端平四年（1234）再次整治城河，使城河的宽和深比原来增加了一倍，又加挖四角月河（城角的河弯如月亮，故名）。淳佑三年（1255）又增开月城四门外城河，并围着月城外边，修了一条和城河相连的河边道路，使城外沿城河一周相互通连，以增强州城防御能力。此时州城4个城门加上4座月城有8座城门，还有东、南、西、北4座水门。城内外交通是依靠南、北两座城门外架在城河上的吊桥，而东、西城门则依靠城河上官渡来往。泰州城保住了，盐税有保证了。
明朝立国后，朱元璋首先看到了淮南盐场中泰州盐场对国家赋税的重要地位，于洪武元年（1368），将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设立在泰州，下辖泰州、通州、淮安三个分司。泰州分司下有富安、安丰、东台、草堰等十监课司。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北部边疆并不太平，驻有大量军队，为解决边疆部队生活给养，采取了用粮食换盐票的措施，让商人将粮食运到边防部队，取得盐票到盐场支盐，将盐贩到指定地区，从中获取大量利润，这就更大地剌激了盐的生产与运输。在这样的背景下，永乐二年（1404），泰州通往东台联结盐场的泰东河开挖而成，给淮盐运输增加了一条新的水上便捷通道。原来淮南盐场中特别是泰州中十场的盐船，都得绕路从盐场运出，泰东河拉近了泰州与盐场的距离，运盐的船可取近路，从串场河经泰东河进入泰州。运盐的路程短了，效益就提高了。盐船到达泰州后，不能穿城而过，需得在泰州过坝。无数的盐船到泰州后，要人工挑抬盐包过坝，盐多、船多，人力与道路所限，不能随到随运，总得等待，各种商铺不断开办起来，居民逐渐在这里聚集，人流量猛增，泰州城北从此喧闹起来。泰东河的开通，作为又一大动力，推动着泰州的前进。
在元末徐达带兵从大江口向北攻打泰州时，专门开挖了一条长江通向泰州的水路。江水由口岸以高出原水位1米多的气势，真奔泰州而来，又从泰州冲向城北里下河地区，反映出朱元璋对进攻张士诚老家泰州城的决心与强势，起到了很大作用。泰州到长江水路开通的同时，对里下河农田粮食的生长与通往泰州的水上运输，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地势低洼的里下河常被水淹，平缓的河水流速增快，行船受累。洪武二十五年（1392）前后，在泰州城河北边通往草河与稻河的2条河上，分别筑起了1座土坝，将江水挡在了坝南，切断了长江水直接灌往里下河。从此，泰州水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出现了上河与下河。两坝之南为上河，北为下河。南来北往所有经过泰州的船只，被两座土坝所阻隔，只能将船停泊在坝的两边，由人工翻运货物过坝。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两座土坝的构筑，使得泰州成了里下河通江达海的门户，江南与江北货运的中转码头，给此后泰州城市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增加了新的机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泰州城北旧时有座祭祀管仲的管王庙。管仲，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提出由国家控制山海矿藏，实行盐铁专卖，创立食盐民产、官府统购、统运和统销的官营制度，为各朝统治者所重视，也为泰州人所尊重，被称之为管王，并且专门建庙供奉。管王庙始建年代无考，现存最早的明《（万历）泰州志》上，有管王坊的记载。坊以庙为名，足见管王庙当在明代万历之前。明洪武元年（1368），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设在泰州。淮南中十场的盐船，从串场河经泰东河进入泰州城北的稻河与草河。船上的盐包，要靠人力抬过河上的东西两坝，进入城河外运，从此，泰州成了淮南盐转运的中心。明万历年间，泰州产盐20﹒98万引，以每引400斤计，约有8400万斤，每天要抬20多万斤盐过坝。抬盐的搬运工你来我往，熙熙攘攘，城北地区人流量猛增，热火朝天，各种商铺相继开设，从城里向城北延伸至稻河与草河之间的城市主要干道，逐渐形成。抬盐过坝成为当时泰州的重要的产业，搬运工人以抬盐为生，商人抓住了盐运带来的商机，城市发展也以盐运而兴起。无形之中，盐宗崇拜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祭祀的偶像选择了管仲，管王庙随之兴建起来。从此，泰州宗教建筑增加了与盐有关的庙宇。管王庙兴建后，从明朝至清朝，受到了一代又一代盐工们的尊崇，在建国后城市日新月异的情况下，管王庙主殿依然保留在原地。原管王庙为前后两进，前一进临街，街道拓宽被拆，后一进主殿便呈现在街面。从外表看去，面阔3间的管王庙主殿，青砖小瓦，硬山屋面，与左右相邻的店房并无多大差别，仔细观察，则与周围建筑有着许多不同之处。经实地测量，管王庙主殿檐檩下高288、步檩下高350、金檩下高413、脊檩下高482厘米，建筑高度偏低，屋面坡度平缓。3开间的南北两边稍间各面阔168厘米，当心间为445厘米，通面阔781厘米；进深从前檐柱至中柱386厘米，中柱至后檐柱338厘米，通进深724厘米；面阔比进深只多53厘米，平面几近方形。当心间立前檐柱、前步柱、中柱、后金柱、后檐柱5根立柱，采用了减前金柱，同时减后步柱的做法，立柱减少，空间开阔，能更好地满足祭祀功能。立柱圆作，柱头的卷杀特别明显。前檐柱与前步柱间为单步梁，前步柱至中柱间为双步梁，中柱至后金柱间为双步梁，后金柱至后檐柱间为双步梁。既不同于泰州民居一般的抬梁式，又有别于一般民居的穿斗式。单步梁和双步梁全是扁作，立面略带孤形。扁作的梁与圆作立柱间的榫卯节点处，将梁头上部切角下部为做成三角形剥鳃，处理得自然而且合理。檩条直径较大，脊机、金机、步机，全都是长方形木料，没有雕琢，简洁实用。脊檩、金檩、步檩下都加有用料较大的攀间坊。中柱与脊檩相接处，有丁头拱，拱上安简易雕刻抱梁云。纵观管王庙主殿屋面不高、平面近方形、两稍间特别窄、用减柱法减去前金柱与后步柱、柱头卷杀明显、扁作梁、梁下加粗大攀间坊等做法，体现出较强的时代特征。其中的近似方形平面、中间大、稍间窄、减柱法、加攀间枋等做法，与泰县叶甸仓场祖师殿有着较多相似。仓场祖师殿为元末张士诚时的建筑，泰州管王庙主殿与之相近，联系明永乐初开泰东河，泰州盐运兴起的背景，推测建筑时间在明永乐后的不久。这样的建筑泰州仅此一处，在整个苏北地区也不多见，有较高的建筑文化价值。清同治元年（1862），时任两淮盐运使的乔松年，在泰州光孝寺东侧建“盐宗庙”，祀夙沙氏、胶鬲、管仲。可是在其亲撰《新建盐宗庙记》一文中，忽视了管王庙的存在，称他所建的盐宗庙是两淮盐区的第一座盐宗庙。其实泰州将管仲奉为管王与盐宗本是一回事，管王庙也就是盐宗庙，乔松年所建的盐宗庙比泰州明初所建的管王庙晚数百年，中国盐业史上两淮盐区的第一座盐宗庙，应是泰州明初的管王庙。
明初泰州在稻河与草河建坝后，盐船到泰州要过坝换船，至清朝初期，发现从盐场来的盐船，有不少夹带私盐在泰州出售。为杜绝从盐场夹带到泰州的私盐，顺治年间，在泰州设置泰坝监掣署，对泰州及通州所属各盐场的盐船，进行检查。泰州所属十一场盐船规定在赵公桥停囤，从板桥将盐包抬过坝检验后，抬到坝南边的护城河的船上；通州所属各场盐船在泰州南门检验后，换船续行。泰坝监掣署初设时，官员船上办公，并无衙署。雍正十二年（1734）高凤翰接任泰坝监掣官。这位后来成为“扬州八怪”重要人物的高凤翰，在泰州北门外西仓大街（今大浦小学对面）建造了泰州监掣署衙门，规模宏大，有房屋51间。乾隆三年（1793）两江总督正式请给泰坝监掣署“淮南监掣泰坝官”关防大印。泰坝监掣署成为泰坝衙门， “泰坝”后来就成了泰州的代名词。
盐船过坝进行监掣检查，就是将盐包抬到掣所，逐包掣验核查。在《两淮盐法志》的《泰坝监掣署图》上画着：泰坝大堂前，树有一座架子，中间吊有一根横杆，一头下面垂着一个名为“校准”的石质珐码，另一头挂上盐包，以横杆持平为准，这样盐包所装的盐有没有超过规定就会被查出。起初只是泰坝大堂前掣验抽查，后来在泰坝附近增设了马浦、仓浦、郁浦 、西浦、旗杆浦、三房浦、门楼浦进行掣验，掣验合格的盐包插上三角小旗，过坝装船。泰州盐运分司管辖下属11个盐场，嘉庆七年（1802）年产量为118万引（每引200公斤左右），超过了两淮盐场总产量的半数，如此量大的盐，都要从泰州掣验过坝。有清代汪琴山一首竹枝词为证：“来往行船唱棹歌，淮南盐舶北门多。不知清化桥头水，近日平添几尺波。”。掣验的实施，比先前抬盐过坝多了一道程序，使得城北地区变得更加繁忙。加之里下河地区的粮食与棉花也要经城北运往苏南，从苏南来的南货、绸布、木料等要从此运往苏北，城北坡子街、西仓大街、东大街、彩衣街、索行街一带，客商云集，买卖兴隆，商店增加，居民增多，城市商业中心在城北形成并扩展，经过几百年经营，泰州城北成了里下河广袤大地上的商业中心。
盐场的盐运掣验与南北货运的形势，给泰州的造船业带来的新的机遇。城北的老渔行，造船业迅猛发展起来。乾隆年间，老渔行有200多户人家以造船为业，有的造船大户，拥有大船99艘，规模之大，可以想见。造船业的兴起，又带动了一大批新的产业，推运着泰州的繁荣盛世。
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占领江宁、镇江、扬州等地，但就是没有来泰州，泰州又躲过了一场战火，成为一方平安宝地。原来设置在扬州藩、臬、道、运司等清朝衙署先后移驻泰州，两淮盐运使乔松年从扬州来到泰州办公，盐商们跟着也过来了，为盐商们提供各种服务的人全都来了。盐商们生活与消费习惯直接影响着泰州，剌激了小城原有的饮食与消费习惯，带来了商业与服务业的更加兴旺，冲击着泰州原本简朴的民风民俗。
据《（民国）泰县志》记载，民国元年、二年、三年，每年经过泰坝的盐16500引，后逐年减少，到民国十八年（1929）前，每年只有81650引，以当时每引700斤计，引628万。
从公元前吴王刘濞开运盐河从泰州运盐，到民国年间，海盐从泰州经过运输时间，历时2千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