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历史上的大水
泰州地处运河东下游，大部分的水经由运河入江渲泄，每逢淮水暴涨，运河不堪容纳，堤身有溃决的危险，只有放坝以减轻压力，而下游里下河各县陆沉堪虞。据历代《泰州志》及有关资料统计，自刘宋元嘉十二年（435）至上世纪末的1565年间，泰州记录有自然灾害的年份近四百三十年，平均不到四年即有一灾年，而自然灾害中以尤海潮与洪涝灾害为多，占灾年总数的六成。南宋年间黄河夺泗入淮、特别是明万历初黄河固定由淮入海后，泰州的洪涝灾害更加严重，可考的明清两代544年间，有洪涝灾害的年份为179年，三年即有一遇。涝灾往往多因暴雨引发，“斗粟可易男女”、“人相食”、“死者相藉”、“道殣相望”等悲惨景象，历史上曾多次出现，重读“大水岁一至，城堞多倾坠”这些古人的诗句，苍茫之情陡生。泰州州志中记录最早的大水发生于北宋乾德二年（964）七月，是时海潮“涨坏居民庐舍数百区，溺牛畜甚重”。屋漏偏逢连夜雨，第二年七月，海潮再次袭来，“坏民田，害稼，水多溺者”。有宋一代最严重的大水来于宋神宗元丰四年的夏天，范公堤在狂澜中几处溃塌，又值霪雨随风累月不停，州城亦成泽国，居民房屋多处倒塌，有载曰“海风驾大雨，漂浸州城，坏公私舍数千楹”。
元代开始，泰州大水由海潮向海潮与涝灾并行转变。元成宗大德五年七月，泰州志载“江水暴溢高四五丈，连崇明通泰真州定江之地，漂没庐舍，被灾者三万四千百余户”，也是从这条记载开始，居民受灾总数也渐列入统计记载，可见国家对于水灾防赈已更为重视，从元顺帝至正元年的“崇明通泰等州海潮涌溢，溺死一千六百余人”的记载中，连大水中溺死人口也记载于内，更可见一斑。
明清两代，有关大水的记载更是连篇累牍。明洪武二十二年七月，“海潮涨溢，坏捍海堰，漂溺吕四等场盐丁三万余口”，正统十四年、成化三年，及至成化六年，“海溢坏堰六十九处”，正德七年七月的一场大水，“大雨海潮，涨坏各场盐仓居民垣屋，舍人死千计”，其情其境惨不忍睹。隆庆三年大水，“海潮溢，舟行城市，漂溺无算”；万历十四年大水，“飓风霪雨连旬不止，城颓四百八十余丈，庐舍尽坏，民浮木以栖”；万历十五年、万历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年，皆大水。崇祯四年大水，“决湖堤，民饥道殣相望”……史书的记载中多有“水漂禾稼”、“疫行”之述，大水之后，州人的生活困境可想而知。
入清以后，沧海桑田变易导致泰州离大海的距离越来越远，乾隆三十三年东台设县后，关于海潮泛滥的记载较前几代少了一些，但仍不绝。雍正二年，“海水泛涨，淹没官民田地八百余顷”；乾隆五年，“海溢”；乾隆十二年秋，“大风潮溢，淹损通泰属盐场男妇定口”……这些多是《两淮盐法志》中的记载。有清一代，东台周围的盐场还是属于泰州分司所辖的。相比于潮水记载的减少，西水之灾则增多几倍。清顺治四年大泰州大水，即因“漕堤决”， 康熙七年、十二年、十四年、十九年、二十四年、三十二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四年、五十四年之大水也全为西水。海潮奔涌，内河之水其亦厉。乾隆七年夏秋，“霪雨，漕堤决，漂溺人民庐舍”； 乾隆十八年九月，“淮水骤至范堤，漂溺人民庐舍”；乾隆二十一年，“漕堤决，大水大疫”；嘉庆十年六月，“江涨，淮水骤发，开五坝，水淹下河，民多流徙”；嘉庆十七年，“淮水涨溢，下河成灾”； 道光三年秋，“大雨平地，水数尺，鲍家坝决，下河禾稼被淹”； 道光四年冬，“大风拔木，两昼夜不止，高堰十三堡决，湖水溢出，五坝全启，水趋下河”；道光六年夏，“淮水涨溢，南关车逻坝等五坝俱开，下河田庐尽被漂没，民多流徙”……
入民国后，大水亦常光临泰州。《泰州市民政志》载“民国五年，大水”，至民国十年，续发大水，飓风竟日，拔木毁屋，大雨如注陈祖培《听鹂馆笔记》中有记载曰“7月，8月淫雨，大水。米价每升涨至一百三四十文。8月21日，高邮车逻坝启，随后运河沿岸四坝俱开。9月1日，斜丰港等堤岸崩溃，晚禾淹没。9月19日午后，城区清化桥北稻河河水上岸，城北一片汪洋。10月下旬水势稍退，已逾种麦之期，次年麦熟，损失殊巨。”这一场水还不是最大，民国二十年江淮间大水，泰州损失尤重，泰县县政府在灾后编《泰县水灾惨况记略》以存其时，黄炎培亲自为之题签，乡贤凌文渊作序，序云“秋风紧了，霜已降了，没有几天严冬又到了。耳听得堵口声、修堤声、水流声，经过好两个月，洪水停滞依然如故。我们县里这数十万的灾民，还是流落在外，无家可归，唉……”。凌氏之文之哀婉莫过于此，几近丧辞。
那年是辛未年，州人夏兆麐亦著《辛未水灾录》，其中有云“3月，姜堰、海安间霰。6月下旬以来，风雨连朝，江淮湖海并涨，运河水位与日俱增，8月2日下午4日开启高邮车逻坝。4月续启高邮新坝，南关坝溃。8月26日邵伯南塘坝又崩溃四十余丈。下河地区田庐尽没，人畜漂溺无数。泰州城区施家湾以北、大浦沿河等地7月4日即尽没水中，8月26日清化桥西街可以行船，西仓街以南自水巷小街至大浦及西仓街后三元巷以北皆舟泊往还无阻，扁豆塘、智家堡一带居民攀栖树顶。乡村以樊汊、小纪、港口等受灾最重。泰县农田被淹一百五十万亩以上，毁坏房屋十余万间，灾民四十余万人，死亡三百人左右。”很多年后，身经其事的李啸东先生也在他的《民国二十年大水》中这样回忆——
“一夜之间，到十二日早晨，泰城河下水势陡升二三尺，城北篮子行大街、徐家桥大巷口水深没膝，孙家桥直抵赵公桥，大街全没于水。觉正寺东，路北河水溢往南流。里下河一片汪洋，非但田禾早被淹没，而房屋冲毁，人畜漂流，不计其数，为百数十年来仅见之巨灾。其时高邮电讯不通，真相莫明，全城人心惶惶，大祸莫知其所止，北乡和城北居民，纷纷迁徙城内，几无隙地……”。
泰州的赈灾历史
赈灾在泰州这座这个小城有着悠久的历史。每每大水过后，地方善士多会施出援手，“救人即救己”，这种充满宗教性的人文主义观念，一直是被许多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奉为圭帛。历史上泰州的赈灾基本分为官方救济与民间救济两种途径，官赈与义赈并行不悖。历代泰州地方志，专门设有“义举”“善行”等栏目，专门用于记录那些善人的事迹。泰州民间赈灾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类：光孝寺、城隍庙等宗教场所经济力量雄厚，每每赈灾都积极投身于慈善活动之中。每当大水过后，泰州宗教团体就会祈福禳灾，并采取具体行动积极投入到地方赈灾活动中来。除了施粥以外，明代的泰州光孝寺、北山寺等寺院还主动收养一些因灾而无力自存的百姓，州署对此积极鼓励，并拨给相应的田地作为实物补助。
19世纪中叶后，西方势力逐渐渗入中国，而最早来华的外国人就是传教士，他们来华设立教堂，传播西方文化。基督教宣扬的是博爱理念，因此教会也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慈善赈济事业。基督教传入泰州后，传教士们也在此地创办育婴堂、医院等慈善机构，也积极致力于赈灾慈善事业，在泰州赈灾史上亦有可书写的一段。民国二十年泰州大水，美国传教士何伯葵即曾组织教会力量，在各地展开募捐、解赈、放赈的工作。
泰州旧有“宫、陈、俞、缪”和“支、管、卢、王、沈”等乡绅，作为地方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不仅在文化上具有优势，而且拥有相当的财富。一直以来，泰州士绅深受儒家思想或佛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而在地方受灾时，处于优势阶层的他们，多有义务协助官府组织赈济。会馆与商会会馆最早出现在明永乐年间，是各省缙绅为便利同籍应试士人旅居而在京师与各省城要地创设的。清代以后，泰州官宦商贾流寓足迹遍及全国，在南京、扬州等很多地方都有会馆，他们不仅给本籍的同乡提供食宿与差旅，还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同样是民国二十年大水，泰县县府因财政拮据无法及时解脱百姓的灾难，旅居南京的泰州同乡会，对家乡亲人遭受灾难，焦虑异常。恰好，祖籍泰州的戏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来南京演出，下榻于会元里。泰州同乡会特召开理事会，商议邀请梅先生回乡作赈灾义演，并推出两位理事访梅洽谈。二人当即赶赴梅先生寓所访梅先生。梅听说是乡亲来访，招待极其热情。双方寒暄之后，两人向梅婉陈来意，梅先生即请二人详谈泰州受灾情形。二人遂将故乡灾情及乡民疾苦一一为具言。梅先生静听叙述，极表同情，蹙额颦眉，色为之动，略略踌躇之后，便坦率答复云“实因南京演出结束，急须到上海履行上演合同，否则一定应邀赴泰义演，望二位代向同乡会陈情，请予谅解，为表示心意，略作资助，稍济故乡亲人。”随即签了一张3000元的支票，请来人带回同乡会转赠泰州灾民。就当时说，3000元就是3000个银元，为数实在不小。梅先生如此关注祖籍灾情，慷慨解囊赈济，实在是桑梓情深，感人肺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