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闰四月初一，五十二岁的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回銮复经扬州，驻跸于新修的三汊河塔湾行宫（《圣驾五幸江南恭录》）。行宫游乐诸多欢娱，登上高旻寺塔东望，惟扬咫尺是吴陵，运河上一叶轻舟，俞瀔（字锦泉）携子朝觐来了。
俞瀔是俞铎（字天木）的侄子。顺治九年（1652），永历帝还在八旗铁骑的追击下辗转逃亡，顺天贡院已龙门大开迎接各地举子，俞铎就是其中之一。泰州俞氏自明永乐年间由苏州迁泰州北门外（《（道光）泰州志》），从始祖俞兴一下累世书香不绝。崇祯初年俞应龙通子史经赋，声名藉甚于淮南。俞铎是应龙次子，与胞兄俞钎（字天水）于顺治五年同中举人。俞钎荐选为延安府推官，初赴任即丁母忧返乡。三年服阕，俞钎补授广西太平府推官，俞铎则片帆催向春闱去，进京参加会试了。
喜报乡里闾，俞铎高中二甲四十五名，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擢江南道监察御史（《（嘉庆）扬州府志》）。一举首登龙虎榜，俞铎的象征意义颇为深远。江淮是明朝遗民的精神原乡，“扬州十日”仍为令人心寒的近事。康熙南巡的目的除了治河安澜游历山川，也想笼络这一方士庶人心。俞铎为官尽忠职守，“授御史，时值秋谳，上疏停刑；巡按宣、大，疏罢监司之不职者。又念淮、扬素苦水患，凡修堤勘灾，官每以供应扰民，请单骑减从，永著为令”（《（道光）泰州志·仕绩》）。康熙三年（1664）于京城西置口北道，俞铎转任布政使参议，为修长城要塞独石城积劳成疾，不久病卒于官，谕旨护丧归葬，崇祀名宦。
康熙四十二年太和殿新贡士廷试，来自江南泰州的俞梅（字师严、太羹）名列二甲三十五名。俞梅是俞铎侄孙，祖孙两朝登科如出一辙，主考官陈廷敬与俞铎是翰林旧交，笑传闱中的佳话上达天听，亦引起了康熙的注意。泰州城内外更为轰动，俞梅幼以才闻名，“十岁能文，日成十艺，年十一为郡诸生”（《（道光）泰州志·文苑》），此番进士出身鹏程似锦，前往俞宅道贺之人比肩继踵。俞梅入翰林院不久，母亲亡故，依例告假丁忧。
俞梅之父俞瀔是俞钎长子。俞钎赴任太平府， “甫下车，平反大狱，安辑苗民，全活千人”（《（嘉庆）扬州府志》）。官卑职小诛锄强暴，自然开罪于权贵。俞钎更耻于与贰臣为伍，几年后辞职返乡，编《课耕录》教子课孙，从此不问世事，康熙二十八年郁郁而终。俞瀔性情静逸，虽以廪贡生膺岁荐候选内阁中书，却受父亲影响对仕进趋于淡然，“耽志林泉，构渔壮园以处四方宾客，日与名士饮酒赋诗，不减玉山草堂之盛”（《（雍正）泰州志·隐逸》）。自嘉靖年间昆山文士魏良辅创新昆山腔后，江南地区家乐发展很快，泰州城内昆曲演唱活动臻于极盛，袁天游、王孙骖、陈端、朱光岩等缙绅皆有家班。俞宅自然也有所蓄，以“女部”百馀人的规模翘楚一时，精通音律的俞瀔“既擅渔阳之鼓，复弄桓伊之笛，诸姬奏大小十番，皆亲为领袖”（《巢民文集》）。渔壮园在城北三里施家湾。俞瀔在园中建舫亭、流香阁专供演艺，每日里与冒襄、宫伟鏐、邓汉仪、吴嘉纪、黄云诸耆旧觞咏於此。康熙二十五年，孔尚任随孙在丰来苏北治理水患，留滞泰州一带三年之久。河工因故停顿后，与知州施世纶不和的孔尚任处境日艰，俞瀔时与接济，窘困中的孔尚任备受感动，“仆之穷途，岂但一饿；先生之怜才，岂但一饭”（《湖海集·与俞锦泉》）。
俞瀔长子俞楷（字陈芳）行止颇类父亲，寄情经学而无意仕途。康熙十七年，年方弱冠的他即著印《俞子第一书》，江苏巡抚张伯行读而拍案称奇，誉之为江左大儒，荐任松江华亭教谕（《海陵著述考》）。俞钎逝世后，俞楷即回乡侍亲行孝，专事注疏，南北闻名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康熙四十四年（1705），俞梅已回乡丁忧两年。或是思慕“俞君声伎甲江南”（孔尚任《舞灯行赠流香阁》）之盛，或是听闻江左大儒之名，或是想起俞梅这位小翰林，康熙皇帝特旨召见俞氏父子。是日闰四月十一，塔湾行宫里玉阶端笏陈情，康熙听后甚为高兴，“温纶嘉奖” 俞瀔，赐其御书“耆年贻穀”，对俞楷所进经学箚子中“分析五经源流”旨交阁议施行，赏俞梅御书折扇一把，“特命充维扬诗局纂修官，就近校刊全唐诗集”（《道光泰州志·文苑》），圣君多赐，真可谓天恩雨露饶。
离开行宫后，夺情起复的俞梅奉旨往扬州天宁寺曹寅处报到修书。一年后，《全唐诗》刻印完毕进呈御览，康熙朱批“刻的书甚好”。俞梅因功擢升为翰林院编修，继续在扬州参校《赋汇》、《诗余》诸书（《清宫扬州御档选编·曹寅奏折》）。康熙四十九年，恩师陈廷敬奉敕编撰《康熙字典》《一统志》《政治典训》等，谕传俞梅入京供职（《（道光）泰州志·文苑》）。
二
步出俞宅大门，即是萧家巷，北入北山寺街折东数十步即上清化桥。桥下一水悠悠，就是稻河了。泰州之水“总名有四，曰上河、曰济川河、曰下河、曰城内市河”（《（道光）泰州志·河渠》），稻河在城北，归为下河，属淮河水系。与东西两侧的卤汀河、草河相比，稻河在史籍中见诸最晚。卤汀河旧称“浦汀河”，在《（崇祯）泰州志》有注曰“在州治北自鱼行坝直抵兴化高邮宝应，即海陵溪也”，草河出现在《续纂泰州志》中，言其“在北门东坝下，为草船业聚之地”，且附注道“旁有嘉庆年草河石碑”，一早于明崇祯，一不迟于清嘉庆，姗姗来迟的稻河直到民国二十年才在志书中第一次出现：
“中间河，即稻河，亦称市河。由西坝北犁山嘴北流起，经通仓桥、演化桥、韩家倒桥至罗浮山汇老西河，过鱼行镇西坝直通下河，由罗浮山折北而东过赵公桥汇东草河北行，亦通下河”（《（民国）泰县志稿》）。
从河道的流向看并不陌生，《（道光）泰州志》讲“水利”时言“下河水道其道有三，一自小溪东至浦汀河南经港口鱼行入韩家桥至板桥”，明末顾炎武《泰州河渠考》谈及“淮水”时亦有“自兴化凌亭阁南流，接州境新城殿河东，沿施家湾西至犁山嘴板桥口”之述，虽都无“稻河”两字，然一水南来犁山嘴，与民国志书中所述如出一辙。顾文中的“施家湾”亦出现在同时期的《（崇祯）泰州志》中，注曰“在州治北三里，鱼盐蟹稻往来舟楫骈集之所”，对照《（道光）泰州志》注“施家湾”言“新城殿河东”，联系顾文，推测“稻河”早时即称“新城殿河”。
泰州新城初为南宋端平二年（1235）知州许堪在州城北五里湖荡中所筑城堡。元末张士诚曾于此设扬州义兵元帅府和泰州州治，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被朱元璋军队攻占并夷平城池，万历年间邑人陈应芳著《敬止集》在《泰州下河图》标此地为“新城大水”，《（崇祯）泰州志·舆图》沿用陈图，《（道光）泰州志·舆图》其处则标为“新城殿”，“河渠”中亦有“新城殿河”，言“赵公桥北附郭一带”，另有“自新城殿折而东北者为通场运盐河”、“自新城殿折而直北者为兴泰往来官河”等述。“新城殿”此时不似河名而如一湖名了。由“新城殿”向南，《（道光）泰州志·舆图》标为“运河”，该志注“运河”时讲“有西南北三河”，具体讲“北运河”时注“在州治北，通东台及各盐场”，由此可见，“运河”亦是“稻河”旧名。
这亦不是孤证，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注“泰州北堰”道：“绍兴年，于清化桥南荆开运河支流，直达城北”，可见清化桥下确为运河之水。南宋初年的这次开河，沟通上下河通舟楫之便，但“海陵虽号为泽国乎，然河腹甚浅，易盈易涸”（《泰州河渠考》），水患也随之频发，直至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筑东西两坝规定永不许开，往来船只必须在此过坝。明武宗正德十年（1518），判官简辅（字汝钦）开拓东西坝，北门一带街市渐成，商贾云集，人烟稠密。
值得一述的是，由于“泰形前高后低”（《续纂泰州志》），人们习惯认为“江水高淮水低”，东西二坝只为防江水灌涌下河,其时这是个误区。由于泰州城南隔有济川坝与长江并不直接相通，“泰之水自运盐河东来，注由白塔芒稻二河”（《退庵笔记》），江水经由西运河蜿蜒流入城壕早已没有浩荡气势，相反由北运河而来的淮水却是泰城之大患。每逢淮水饱涨，因无归海正路，多经京杭大运河入江渲泄，运河不堪容纳堤身常有溃决危险，只有放坝以减轻压力，泰州等下河各地随之陆沉堪虞，此即所谓“西水之患”，昔人有文记曰：
“……西堤溃决有数十处之多，直泻里下河。一夜之间，到十二日早晨，泰城河下水势陡升二三尺，城北篮子行大街、徐家桥大巷口水深没膝，孙家桥直抵赵公桥，大街全没于水……”（李啸东《民国二十年大水》）
孙家桥、赵公桥都是稻河上的古桥。赵公桥又名凤尾桥，位于稻河最北新城殿南，桥周烟景如花清波荡漾，所谓“长桥烟景”为海陵后八景之一。桥西的罗浮山漂于水上，是稻河最古远的人文胜迹，南宋中期王象之编纂的《舆地纪胜》中就有其记载，曰“在海陵县东泽薮中，不为水所没，遥望如罗浮”，《（崇祯）泰州志》将其方位明确在“在州治西北五里，高一丈，周一里七十八步”。山中旧有供奉葛洪的茅庵，清初邓汉仪就尝隐居于此。“罗浮山畔有高人”，慕名而来的州中文人于此结会，先后出现了前后“罗浮七子”，一是康熙年间的徐鼎镇、顾崧、陈厚耀、朱士模、王凤藻、唐麟祥、朱治，一是乾隆年间的宫增祜、俞塽、罗克承、张绍龄、徐泌、陈暄、朱昊（《吴陵野记》），“荡舟凤尾桥，罗浮指山麓”，七子才华迥不侔，斯文亦是一时之胜。
从赵公桥向南，依次为清乾隆七年所建丰乐桥（又名韩家桥）、明景泰三年所建演化桥、清乾隆年间所建孙家桥（又名利涉桥或五泉桥）、明永乐三年所建清化桥、明正统年间所建通仓桥，清乾隆年间所建板桥（《（道光）泰州志·桥渡》）。板桥已在犁山嘴南（康发祥《海陵竹枝词》有注“犁山嘴在北门板桥北”），已过了昔年稻河尽头，或是为了方便盐运，盐官们往南又开凿了一小段新河。站在板桥上，可以远远看到泰坝衙门，气势恢弘地伫立在郁浦街头。
三
郁浦与马浦、大浦并称为稻河三浦（张洪伦《西仓街》）。“浦”在《说文》中释作“濒也”，稻河三浦南临城壕，北接稻河，前江后淮处上下河之间，因盐而兴。自古以来，“煮海之利，重于东南，两淮为最”（《嘉庆两淮盐法志》），泰州是淮盐的主产地，自汉初吴王刘濞“东煮海水为盐”，唐开元六年（718）设海陵盐监，到大历年间一跃而登全国十大盐监榜首（《新唐书·食货》），南唐初年，海陵县因“咸鹾赡溢、职赋殷繁”升建为泰州（《泰州重展筑子城记》），北宋一批名臣先后来泰监盐，南宋在此设淮南东路提举盐事司，明初两淮都转盐运使司也设在泰州。洪武二十五年东西坝筑成后，泰属十一场（即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草堰、刘庄、伍佑、新兴、庙湾）盐船由北运河行至稻河头停下，自通仓桥接连至板桥“千帆压云”，稻河水亦因之见涨，所谓“来往行船唱棹歌，淮南盐舶北门多。不知清化桥头水，近日平添几尺波”（汪琴山《海陵竹枝词》）。
清初两淮都转盐运使司迁扬州，泰州盐引批验所同时迁仪征，两处盐务机构的迁出，对泰城盐务管理造成不利，私盐夹带贩卖之风渐盛。雍正十一年（1733），两江总督尹继善奏呈“泰坝为引盐汇集之所，各场夹带私盐皆于此售货，稽查、抽检不可无专员经理”（《嘉庆两淮盐法志》），朝廷采纳尹继善建议，当年即在泰州设立监掣署，负责对往来盐运核查、称重、盖印、签单及纳税等，同时稽查通、泰两地偷漏夹带私盐的情况。
雍正十二年（1734），“扬州八怪”之一胶州人高凤翰（字西园）“封堤万灶新亭长”，自安徽歙县县丞继任泰坝监掣官。由于泰坝监掣署为新设机构，没有署衙，官员只能在舟中处理公务，高凤翰因此自嘲为“河上勾当”，上任之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建造坝署。在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支持下，坝署于次年建成，本是风雅之士的高凤翰，在坝署大堂东壁嵌入两条横石，“一刻公隶书‘盐津总会’四大字，一刻行书诗三章，俱臻超妙”（夏荃《退庵笔记》）。坝署因在坝上，泰人习惯呼作“泰坝衙门”。
高凤翰在泰坝为官前后四年，公务之余喜欢探幽访古、结交朋友，“凤翰莅任后，多有创建，喜吟咏，暇日与兴化郑燮、邑中王家相、田云鹤辈相唱和”（《（道光）泰州志·名宦》），雍正十一年（1733），郑板桥初中举寓居泰州城南弥陀庵读书，高凤翰莅任后二人交识，惺惺相惜，从此成为艺术上的挚友，郑板桥常用之 “七品官耳”、“板桥”印均出自于高凤翰之手，郑板桥亦有“砚田生计”印回赠，高凤翰殁后，郑板桥用六分半体书法为其题写了墓碑“高南阜先生墓”。
关于称掣之成法，《（道光）泰州志·盐法》中附有掣规：“各商以皮票到场重盐后，船载到泰。泰属之盐船以赵公桥位率屯，船入桥后，商使到泰坝署报明某旗重出场盐若干引，于挂号后监掣查明提盐过掣。”经过一番检验，盐商获得合法行盐资格，“运盐护照压朱红”（金长福《海陵竹枝词》）后有注：“护照由运司给领，凡开行之始，先在泰州裁角，次截于安庆省垣，再截于湖口卡局，至吴城镇而四角全裁，照亦随缴矣”。
装船自湖广而来，并停于城壕沿岸，等着称掣后的盐过坝而来，旧时并无机械，所用只有人力。“舱门深邃各船开，分担匆匆左右抬。岸上船头兼浦头，一包才过一包来”（张维桢《海陵竹枝词》），站在上下五十四级的通仓桥上南眺，其景不失为壮观。州中亦有人赖此而活，《吴陵野记》中注“脚力”言同治年间情形，“近日脚力颇贵，由北河至南河，挑费之多，有增至百文者”。更有贫寒之人亦从盐业中分得一丝余润，“盐浦抬盐，有抛落碎盐，穷民嫠妇扫去鬻钱，不得为私贩也”。《海陵竹枝词》中有两首记其事，张维桢诗云“冰花满地照人明，扫入筠篮负重轻。连日天晴少阴雨，满街多少卖盐声”，康发祥诗云“抬盐浦在北门西，丰歉居民命不齐。满地雪花多拥彗，天将余利养穷嫠”。托命穷黎剧可哀，这也印证了高凤翰昔年所言“泰民待盐事而活万家”非虚语。
清末，光绪甲午科状元张謇在南通地区废灶兴垦，成立盐垦公司。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张謇出任实业总长兼两淮盐政总理，力主淮南盐区的结构调整，自此盐场由淮南逐渐转移至淮北。区域的调整，使泰州从民国二年(1913年)起开始退出相沿两千多年海盐生产与转运的历史舞台，稻河上再也不见鳞次栉比的盐船，抬盐过坝逐步销声匿迹，坝署盛况成了州人口传的往事。
衰落的盐业无可奈何花落去，然稻河三浦却不减熙攘，热闹的街市上店铺民居交错，行人络绎不绝。泰坝衙门恢弘不再，坝署东百步处隔街相望的两座名第仍旧冠盖云集。张氏宅第建于清中叶，在路北侧，栋宇崇宏，连绵近百间，是张氏族人聚居之所。叶氏住宅面河而建，“叶家楼在上河边，三浦相连共一川”（储树人《海陵竹枝词》）。清宣统三年（1911），叶武与陈康、夏彭甲等五人于叶宅西侧栖贤庵创办自西初等小学堂，亦名伍成小学，因校址在大浦头，最后定名大浦小学。百年老校，从此弦歌不绝。
四
该说说稻河的“稻”了。《说文》释“稻”作“稌也”，“禾”与“余”会意为“不在日常食谱中的谷类”。旧时百姓日常食用多为小米，即“粟”，稻及大米仍属贵稀。泰州其时为红粟产区，汉初刘濞于此建海陵仓，左思《吴都赋》云“郦海陵之仓，则红粟流衍”，骆宾王一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更是气势如虹。隋唐以后，植稻面积渐多，《隋书》中有“海陵盛产桃花米”之句，不知是稻是粟，及至与泰州有些渊源的陆游戏作“香粳炊熟泰州红”时，则是稻无疑了。“粳”是稻属，“泰州红”则是以“泰州”命名的水稻品种了，南宋宁宗时期《嘉泰会稽志》所列当地水稻品种中即有泰州红，《乾隆乌青镇志》亦载“泰州籼，种自泰州来，其色赤，俗名赤籼”。由粟及稻，红赤不易，声名依旧，《道光泰州志》列“物产·谷类”时，“泰州红”仍排粇稻（即粳稻）第一。当然其时稻种已丰，尾其后名有：
“马尾赤、鹤脚乌、雀不知、随犁归、救公饥、六十日白、观音秈、驼儿白、小香、早香、黑早、白早、早秈、 斑秈、焦芒、赤芒、黄芒、紫红芒、乌壳、深水红、了田青、下马看、鲫鱼秈、香粢、鳝鱼黄……”
泰州稻田，多在里下河一带，“下乡居什七八，俗呼为小湖广，甚言产稻之多也”（《退庵笔记》）。船载稻花香，相随盐船，北运河上的粮船亦是“水行满河”。与食盐官营不同，粮食可以流通买卖。洪武年东西二坝筑成后，下乡粮船亦阻在稻河头，以经营粮食为主的陆陈行在稻河两岸日渐增多，至清中后期达到极盛。所谓陆陈行即粮行，“陆陈”指大米、大麦、小麦、大豆、小豆、芝麻六种粮食（《汉语大词典》），可见稻河的“稻”应是“粮食”之泛称了。
从板桥到通仓桥，稻河两岸都是盐栈和数十家过载行，再向北就是一家挨着一家的粮行了。赵瑜的竹枝词“粉字书墙认陆陈，清化桥边多米客”下有注曰，“清化桥东为孙家桥，西为通仓桥，皆沿河米市也，其米由下河七邑装载而来”。七邑之粮一水买卖，稻河“两岸终日量升斛斗生涯极盛，劳工邪许声不绝于耳，露天之粟一望如云”(夏耐庵《吴陵野记》)。及至民国后期，稻河两岸粮行达六百多家，占泰城商号四分之一，粮食最高到货量日达万担以上，江南江北粮食行情，均以泰州粮价为准，视其涨落而涨落（《泰州商业志》）。
粮行有上行、下行之分。稻河边有名之上行主要有大隆、大德、大丰、大明、震丰、吴同泰、周钜泰、沈燮记、徐甘记等。上行多有雄厚的资本，除自营买卖外，主要业务是代外地厂、商收购大批粮食，也代囤积待价而沽的商人收存粮食。其客户多为上海、无锡、苏州、南通等地的面粉厂（如阜丰、华丰、复新、茂新、和丰等厂）以及油厂、米商、粮商。一些上行附设碾米厂，自己碾米出售之余，亦代外地粮商将购买的稻谷碾成大米运出。大的上行还另有堆栈，经营堆存粮食业务。信誉素著、有资本的上行还与银行订约，为其特约堆栈。客户凭“栈单”可向银行抵押贷款。有的厂商和上行本身，为了周转“头寸”，购买粮食，每每向银行押贷。也有老客户实际并无粮食堆存，请上行开出“空头”栈单向银行贷款。押贷时，银行例行公事，也派员前来检查实物，而堆栈的各客户储粮甚多，难以核实，每每张冠李戴。
下行专代农户和贩户卖粮，历史较上行更为悠久，孙家桥口的池源大、申恒泰、乔天盛几家都是清初即开设，这之后比较有名的有元盛、管同和、许大顺、孙元春、宋大有、单乾泰、孙于天等。大的下行多为殷实之户，营业作风端正，声誉素著，对客户很少有欺蒙行为，故客户多信任之。他们的客户对象为外地客帮的大粮贩、本地地主、四乡富农中农，代其出售粮食后收取佣金。小的下行本薄店小，其客户多为中农以下的农民和小粮贩。还有一种“穷斯滥矣”的下行主，并无店房，每天扛一杆秤在稻河边招揽小粮船，以出高价为钓饵，农民贪小利往往上钩，这也叫“沿河戳鳖”，这种行主人称之为“光杆司令”。
“米粮涨落通城事，一碗清茶广胜居”（赵瑜《海陵竹枝词》），位于孙家桥西的广胜居是稻河边的“粮食交易所”，屋宇宽广的茶社可容纳数百人，每天早晨稻河边各粮行上市人员和粮贩买办便集中在这里，泡一碗盖碗茶，开始品茗议价。谈买谈卖讲的都是“暗舌子”，一到十在他们口中变成“州关市镇乡街桥井殿州”，外人乍听莫名其妙。
光绪三十四年（1908），稻河边的粮行成立了陆陈公所。过去泰州迎会，以粮食业的乐队首屈一指，理发业次之。演奏的皆为昆曲牌子，抗日战争期间红豆馆主溥侗曾特来泰州向粮行、理发业的吹打人员和上真殿的道士采录昆曲曲牌乐谱，可见其音乐水平之高。
五
“北门直北顺街行；七里渔行可计程”（储树人《海陵竹枝词》），从北门到渔行的七里长街紧依于稻河，盐粮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河西，河东的大街市井繁嚣。出东西二坝间的坡子街向北，依次经彩衣街、篮子行街、清化桥大街、演化桥大街后，过赵公桥后到渔行。彩衣街南接西坝口，北至通仓桥口，两头各有一座砖砌跨街圈门，两圈门间百余米长的小街多有估衣店，彩衣街以此得名。泰人买衣不说“买”而叫“查”，因此“彩衣街”又被呼为“查衣街”。估衣业按规模分为衣行、衣店、衣摊。衣行领有牙行执照，经营代客买卖和当铺满当的衣服。衣店是直接向消费者出售衣服的店，早先只卖旧衣，后逐渐出售新衣以及寿衣、神衣、戏衣、苏绣制品等。民初以来较著名的衣店有侯元昌、侯太昌、吕恒昌、王盛泰、徐元泰、葛元成、邱安馀等，侯氏一族曾在彩衣街开设过七家衣店，斯地亦有了“侯半街”之称。
除估衣业外，彩衣街上的胡源泰茶庄亦是泰州茶业老字号，素以经营茶叶品种多、质量好、价格公道而深得南来北往顾客的好评。街北头通仓桥口的陈德兴糟房开设于乾隆二年（1737），特产的枯陈药酒醇厚而带药香，有活络筋骨之特效，有曰“枯陈美酒酿尊中，留客殷殷款曲通”（朱馀庭《海陵竹枝词》），诗后加注“陈酒惟泰州与江阴有之，又名红酒”，物稀而驰名天下，道光年间李汝珍著《镜花缘》，泰州枯陈已在全国五十种名酒之列。
过彩衣街北圈门即入篮子行街，顾名思义此街最多的当然是篮子店了，绵延不足一里之街面两侧多出售竹篾制品店面。魏氏油漆店是此街最出名的手工业，“陆陈大字粉墙书”（王广业《海陵竹枝词》）即其绝活，高阔的沿街临河白粉墙上，不须打影用漆刷直接在墙上勾画字的轮廓，然后用油漆填满，写成五六尺见方的巨大楷书，铁画银钩颇具颜柳风格。涌泰源酱园亦是老店，主人姓顾，专门制作小磨麻油。园中特制香干臭干批与小贩数十名，每日下午提篮到街头巷尾出售，口呼“香干、臭干——顾家大茶干!”价廉物美，为佐餐下酒之妙品，颇受群众欢迎。
从清化桥口再向北就是清化桥大街，街东有“泰州十典”之首同泰典当。泰州典当业源于崇祯六年（1633）始设的“便民典库”，为官办之公典。咸丰三年（1853），扬州被太平军攻克后，藩臬道运司等衙署先后移驻泰州，典当、钱庄等金融业应运兴生。光绪八年（1882），士绅魏肇元在清化桥大街开设衡泰典，民国二十二年易名同泰，董事会改由支更生、陆小波、张渐鸿等组成，泰县商会会长曹德良兼任经理。抗日战争爆发后，苏北地区大部沦陷，泰州系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驻地，出现偏安一时的局面，沿江以及下河地一些巨贾豪绅流亡到泰州定居，当铺生意变相兴隆，极盛时一月超过两万号，店中曾办“万号酒”庆贺。
过同泰典当后不远，有河泊所巷，旧时泰州河泊所即设于巷内。明清时期，渔税是政府财政税收重要来源。洪武十五年(1382)“定天下河泊所凡二百五十二”(《明史》)，专司掌收渔课。《（崇祯）泰州志·赋役》有记载云“河泊所原额渔户人丁共3206丁，每一渔丁每年实纳丁银0.36两，出办丁银共983.5两；闰年又加征3.8两……”仅从数字上看，泰州渔民之负担不可谓不重。清初沿袭明制，康熙二十年（1681）江苏巡抚汤公斌以渔船冒风波之险而觅衣食煞为艰苦，援引古泽梁无禁之意，奏请豁免。颇具仁君之德的康熙帝允奏，当即下旨全予裁撤，泰州河泊所随之划上句号。官署易为民居，只余巷名空留名字，赵瑜与朱馀庭《海陵竹枝词》里分别有“绝世风流河泊所，当年毕竟住何人？”“妾艇常依河泊所，郎家旧住水关桥”之句，名巷当年春意盎然，别有韵味于诗外。
演化桥大街与清化桥大街连接于演化桥口，由此向北已近城郊，粮行渐少，人烟市井也趋萧条。西面一片园田名塘湾庄，斯地农人多善种芹菜，“雪落塘湾唱采芹，腊冬应市绿纷纭”（徐一清《新泰州竹枝词》）亦是稻河一景。
七里长街上亦有不少老浴室茶馆。泰州旧称浴室为“澡堂”，稻河两岸较有名气的有通仓桥口温泉、演化桥口苏北、孙家桥口雅沂以及破桥口的六一泉。这一带老茶馆亦多，除了陆陈公所（广胜居）外，彩衣街南首紫藤花架旁的海陵春以雅致知名，清末民初的绅商常于此设宴，招妓陪酒唱曲，诗云“更有海春宜带局，通宵酒熟又香温”（程恩洋《海陵竹枝词》）。此外，篮子行街上的乔园、清化桥口的金凤楼、孙家桥的北来轩等，或以鱼汤小面驰名，或以小笼点心享誉，各有特色于稻河街面。
泰州是仙乡佛地，稻河两岸自然也多见道观寺庙。过清化桥进北山寺街，街西首为泰州第二大丛林北山开化禅院，稻河北头新城殿旁亦有九大丛林之一永宁禅寺。此外犁山嘴的太清宫、泰坝衙门旁的火星庙、篮子行街的管王庙、施湾南街的彤华宫、塘湾庄的北斗宫都是一些道士庙。至于萧家巷里的聂公祠、西仓的晏公祠、王朝巷内的范公祠之类，是僧是道亦或为儒，年代久远就不为人知了。
六
歌舞罢作彩云飞，随着俞瀫故世，渔壮园在一次火灾中毁去，“当年歌舞溢通衢”的名园，至乾隆年间已“长堤草没佳人马，旧阁林荒御史乌”（团蕉墩《渔壮园》）。俞氏后人还复居回萧家巷（现名新华巷），延续着书香门风。俞梅之子俞焘及孙俞堉、俞圻皆有文名，俞堉尤以诗称誉，著有《古文骚赋》、《尚论管窥诗》等，乾隆十六年（1751）南巡，献诗者百计，惟堉诗最佳，一时公卿多异之。出萧家巷南入头巷，尽头便是稻河上的板桥。兴隆庵在板桥西侧，为诗人文会雅集之地。乾隆五十七年（1792），宫国苞（号霜桥）于此创办芸香诗社，本地名流仲云涧仲云江兄弟、邹熊、叶兆兰等纷纷加入。俞堉已然老去，好在侄子俞国鉴能诗，幼有异禀的他十三岁为诸生，嘉庆五年（1800）中举后亦成诗社中坚。嘉庆十三年（1809）诗社成立十六年，选辑社友诗作成《芸香诗钞》，其时有社友165人，人才济济足与称誉已久的广陵冶春诗社媲美。道光十年（1830年）掌社王辅病卒，诗社活动渐停，王广业（字子勤）于光绪元年（1875）翻刻《芸香诗钞》时，“在社诸老已寥落矣，求所谓芸香诗社者则冷露荒烟，阴燐蔓草，不可复识”（重刻《芸香诗钞》序）。
稻河边最后一位翰林吴同甲（字棣轩）也住王朝巷。吴同甲少时受教于外祖父刘熙载，十九岁时即高中光绪六年（1880）二甲进士，历任晋豫黔粤等地乡试主考，光绪三十年（1904）至安徽任提学使（《（民国）泰县志稿》）。山雨欲来风满楼，光绪三十四年（1908）安徽新军马炮营起义，州人陈元鉴（字望之）时为混成协炮营军校，是起义总指挥熊成基的得力助手。起义最终失败，陈元鉴被捕，泰州教育会电请吴同甲作保予以从宽。颇重乡情的吴同甲授意陈元鉴认罪即可免死，可惜烈士豪情不亚戊戌，“吴先生德厚，鉴当永感泉下。以贪生改大节，不愿为也！”书下“两山排‘鞑’送青来”绝命辞后，陈元鉴慷慨赴死。是年冬两宫晏驾，安徽高等学堂为之举哀，官吏均跪而学生不跪，身为提学的吴同甲为之色变，却也无力再怪学生（全国政协《辛亥革命回忆录》）。民国肇建，吴同甲退出官场回到泰州隐居，改号“苇塘”而不问世事，只与朋友诗酒流连，以蒙童行医消遣度日。
吴同甲恩师钱桂森（字犀庵、辛白）住在王朝巷南不远的篮子行街。钱桂森亦年少得志，“年弱冠应郡试，太守某赠以‘五经无双’匾额”，道光三十年（1850）中进士后，由山西道监察御史、国子监司业，渐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充国史馆总纂及文渊阁直阁事，“海内奉为文章宗匠”（《续纂泰州志·仕绩》）。光绪六年（1880）钱桂森出任会试同考官，吴同甲即是此科得中贡士。
钱桂森与光绪帝师翁同龢交厚，咸丰十年（1850） “户部官票所官吏舞弊”案中，曾“以折底见示”对身处难中的翁心存（翁同和父）予援助（《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八年（1892）钱桂森被“某相国” 荐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然福祸相依，戊戌变法前夕翁同龢被开缺回籍，“颇著直声所参劾靡不仆”（夏兆麐《佣余漫墨》）的钱桂森亦乞病归里，返泰任安定书院山长，辟小天目山馆以庋藏生平藏书。桂森之书精椠名抄甚夥，大半得之翰林院，多为四库底本，“钱犀庵窃书”之掌故亦为晚清文坛传谈，好在“窃书不为偷也”，白玉微瑕在所难免。
光绪二十七年（1901），江都盐商动议泰属各场盐船改由孔家涵直达扬州，不经泰坝转运。“运司程仪洛拟如所请，申督盐宪据情入奏。泰人闻信惊骇欲绝，上下河、东西浦各行佣工夫役陈淦等二百余人，联名具禀坝署，环乞恩援”，在乡闲居的钱桂森以“闻盐改道，泰民惊惶，请缓入告，细情飞函”十六字电告两江总督刘坤一，并以“泰坝过盐历有年所，小民借以资生者不啻千家万口。且河道淤浅，里数延长，挑浚非易”数千言函达督署，改道之事于是中辍（《续纂泰州志·盐法》）。留一份功德于桑梓，越明年，钱桂森在稻河书馆里安然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