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园旧事考

　　乔园位于泰州税务桥东，旧为明代日涉园，最初主人是邑人陈应芳。
　　陈应芳（1543—1610）先籍江西吉水，字元振，号兰台。万历二年（1574），陈应芳考中进士，继而开始了他30余年的官宦生涯。
　　最初他在万历三年（1575）到金华担任县令，一年后，他被调至龙泉担任五年时间的县令。他的名字被列入两地县志，在龙泉任上调离后，当地士民还将他“祠之济川桥（廊屋）上”，后又“改建崇因寺左，志不忘也。”（《（同治）龙泉县志》）
　　离开县令岗位后，陈应芳升任浙江提学佥事，之后陆续出任福建佥事、浙江督学、福建布政司参政、河南按察使、礼部仪制司主事，太理寺寺丞、太仆寺少卿等职。
　　日涉园是陈应芳在其祖父陈鸢旧居处所建。
　　陈应芳创建日涉园在什么时间？《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和清初孙承泽《春明梦馀录》记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五月，陈应芳还以太仆寺少卿（1597年任）身份条陈马政八议。但不久后，他遭到同僚陈维春、冯应凤等人弹劾，恳请归里，上疏五次都没有获得批准，最后只是以“迁葬”之由请假回乡，因政治失意暂时退出官场的陈应芳是不会大张旗鼓建园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吏部尚书孙丕扬特疏起用陈应芳，陈应芳做了短暂时间朝官后退仕归乡。民国《海陵丛刻》之《敬止集》“陈应芳”简介中说他“家居八年”，《（万历）泰州志》又有陈应芳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九月所作序文，说明1604年时陈应芳已在泰州了，按他1610年逝世，其一定是退隐初期建园的，日涉园创建时间约在1602年至1604年间。
　　夏耐庵《吴陵野纪》记述日涉园为“陈兰台退居之所”，陈应芳建园是为自己构筑贻养天年的场所，至于园名“日涉”，则取自陶渊明《归去来辞》中“园日涉以成趣”之句，园名之意也流露出陈应芳建园时已退仕的信息，多年的官场生活给陈应芳身心带来了疲惫，让晚年的他十分向往陶渊明那种淡泊高远，恬静自然的田园生活。
  　　康熙初年，日涉园归邑人田氏。
　　雍正时，日涉园归高凤翥（1707—1771）所有，高凤翥为监生，乾隆十四年（1749）任福建福州府通判。从《（道光）泰州志》提到他著有“《日涉园仿陶诗》四卷”来看，在他手上，园名还称“日涉”，而且他和陈应芳一样，以陶渊明为自己“偶像”，园林极可能是他退仕后置办。
　　高凤翥后将日涉园传到了三子高荣轼（岱瞻）（1745—1820）手中。乔园内现藏有高荣轼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七月撰写制作的“三峰园”楠木匾，从所附跋文可以窥知，高荣轼少时陪同在福建做官的先大夫（高凤翥）身边，成年后“未遑作出山计也”，意思是未曾有为官志向。1925年《续修高氏迁泰支谱》高荣轼介绍中有“以母老，不忍远离，遂不谒选”之句，验证了他一直没有出仕。他在跋文中说自己兴趣在于“啸傲林泉”。他莫敢荒废先人所建屋堂，见园中“台榭廊屋风磨雨蚀已久”，先后修理了十多处地方，更改园名是由于“园有三峰石嶙峋逋峭，余尤爱之，因更名为三峰园”。道光五年（1825），流寓泰州的东台画家周庠绘制的《三峰园景图》中，有山响草堂、绠汲堂、松吹阁、数鱼亭、来青阁等建筑，这些景点是高荣轼精心维护园林数十年的结果。他希望三峰园能在后人手上传承下去，所以在跋文末尾提醒当时陪在身旁的两个儿子“无忘今日燕贻之意”，“燕贻”是成语“燕翼贻谋”的略语，其出于《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的“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指周武王为统治长久，为子孙做好打算的意思，代指莫要忘记先人的良苦用心，后人要守护好先人基业。但事实非高荣轼所愿，到其孙辈时，三峰园易于他人。
　　高荣轼之后，三峰园归其三子高垂庆（1790—1834），其一名瑞庆，号麓庵，工诗书画，当过皖地寿州等处知州。曾寓居泰州的嘉道诗人金长福《海陵竹枝词》中有“尘埃不染即神仙，花鸟清音胜管弦。谁向三峰园里坐，滁州遗爱至今传。”一诗，诗后有小注“城南三峰园，为高麓庵刺史别墅，刺史历任安徽五直隶州，所至皆著循声，风雅好客，书画尤超迈，无尘俗气。”此诗证实了高垂庆为嘉庆后、道光早年三峰园主人。
　　高垂庆一生多在外为官，《（光绪）寿州志》记载，在他逝世四年前的道光十年（1830），他还任寿州知州。他身后，日涉园传给谁？史料没有记录。《续修高氏迁泰支谱》载，高垂庆共五子，长子维崧、次子维翰、三子锡康（过继给高垂庆兄高堃）、四子高鋈和五子维广皆在幼年过世。传高锡康和高维翰似乎不符情理，高锡康为道光已酉年（1849）举人，后任裕州知府，1878年卒于官署。高维翰经历和乃弟相似，他做过清河县县令，后升赵州知府，加三品衔，1870年卒于任上。两位在仕途上春风得意的官员，是绝不会出卖祖产的。唯一可能性是三峰园传给了长子高维崧。
　　《续修高氏迁泰支谱》“高维嵩”介绍中有“咸丰中，太平军陷郡城，前锋至州西万福桥，城中风鹤频惊，公遂奉本支木主，寄居东乡同文庄，子孙因家焉”的语句。清咸丰三年至八年（1853年—1858年）期间，太平军和清军在维扬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清军为阻滞太平军，烧毁扬州东边的万福桥，太平军无法东进，但也让当时的泰州士民颇感惊慌，于是，高维嵩带着家人迁居到东乡同文庄，在新家园安定下来。在高维嵩举家迁居后，他兴许会出让荒置的三峰园给吴文锡。
　　时间的流逝，让高氏出让三峰园之事，埋藏在岁月的尘埃之中。民国时，高氏后人高寿征在三元巷寓所起用了“三峰草堂”、“复园”两个堂号，其内中含义不言自喻。
  　　吴文锡从高氏手中购买三峰园后的一年，他写下了一篇《蛰园记》，记叙了购园起因、花费、园林结构等情况。
　　吴文锡籍贯仪征，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先后担任了四川成都府水利同知、嘉定知府、叙州知府、成都知府。咸丰七年（1857），吴文锡请病解组回乡。咸丰八年（1858）夏，他在泰州购买下了三峰园，“固以三千六百缗当之，修葺之费加一千五百，阅三月告成”，十二月初一日率眷属移住。
　　吴文锡在《蛰园记》提到将三峰园更名“蛰园”，在修葺过程中，他对园内建筑名字做了一番调整，如把一屋命名为“蛰斋”，“来青阁”改叫“一览忘尘”，“绠汲堂”改称“退一步想”。他想忘却尘世的虚华，做一名避世的“蛰者”，但现实和希望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抵触，当时战事吃紧，清廷正值用人之际，吴文锡在泰州还是以“候选道员”官职做一些操办团练、募捐之类的工作，这种矛盾的心理让他在《蛰园记》中写道：“以为蛰者之所有，可以为非蛰者之所有，亦无不可也。”
　　寄托吴文锡心愿的“蛰园”园名没有正式起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堂号而已。和他关系密切的同乡画家汪鋆在《扬州画苑录》记载，“咸丰庚申年（1860），招至三峰园，昕夕与共，即获益良多”，若吴文锡对外宣称换了园名，与之交往的汪鋆为何不说“招至蛰园”呢？
　　咸丰十年（1860）五月后，吴文锡因功升为道员，把三峰园转给了同仁乔松年。从汪鋆《扬州画苑录》有“鋆受之于乔勤恪公也，亦先生（吴文锡）介绍”，再从吴文锡为乔松年修建盐宗庙书写“小香岩”匾额、乔松年和吴文锡合作完成泰州《新建盐宗庙记》、乔松年《萝藦亭遗诗》有和吴文锡唱和诗等情况来看，吴文锡和乔松年交情匪浅。
　　《清史稿·列传》记述进士出身的乔松年是“咸丰九年，授两淮盐运使，兼办江北粮台”。乔松年在《新建盐宗庙记》称“咸丰十年冬，予领盐司事，侨海陵”，可知乔松年真正寓居泰州是咸丰十年（1860）冬，他在泰州起初没有住于三峰园，晚清大儒梅曾亮《三峰草堂歌》后附有乔松年后记及题跋，跋文中有“戊辰夏，余得居之”，可见吴文锡和乔松年的这桩交易发生在同治戊辰年（1868），吴文锡此前已在园中住了十一年。
　　繁重的公务让乔松年心力交瘁，他“移疾得请”后购买三峰园用于休息疗养，在园中，他和精于书画的夫人刘玟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在同治八年（1869）刘玟病逝后，“惟思报国”的乔松年又返回官场，后迁任东河总督，光绪元年（1857）因积劳成疾而病逝。乔松年身后，他的嗣子乔联宝等后人在三峰园居住下来，因这缘故，邑人将三峰园惯称“乔园”，园名一直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