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征集新地名的通告中附上了暂时拟定的地名“定军山市”，这些日子陕西勉县吸引了不少关注。有人就提议，算一下因为改地名而增加的开支，更名之后，单是换印章牌匾，一个县就可能花掉上百万元。（8月3日《人民日报》）
真算起经济账来，岂止是上百万元能打住的，加上连锁反应附加效应，可能要花费更多的钱。
当然有一种代表观点认为，改地名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当地经济，虽然牺牲眼前一点利益，但是可以提高知名度，可以换来长远的利益滚滚。这种说法听起来很美，好像也有例子为证。比如，说起云南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就有当地人认为改名之后，当地原本发展就不错的茶业越来越红火。但这仅是个例，况且也没有详细确凿的调查证据证明确实利大于弊。如果将来不是红利滚滚，你找当时的决策者还能找得到吗？
另外，改地名不能光算经济账，更要算民生账、感情账、文化账、效应账。
从民生来说，仅仅改身份证驾驶证不但麻烦还损耗民生财力。如果一个100万人的城市，仅仅身份证一项就会让市民为此支付几千万元，这比政府改名财政所花的那些钱可要多了去了。
从感情来说，人们对地名有情感。这种情感，是个人的，是家族的，更是地方的、民族的。地名如人名，与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又一代人息息相关。它承载丰富的文化信息，接续千百年的情感传承，不会随时间推移而消失。一个长期形成的地名，其实就是那个地方的符号，是那个地方所有人情感所系的标志。即便远在他乡，人们也永远不会忘记故乡名字。《人民日报》曾报道：一位老兵回乡，发现名字变了后说：“你们经济发展得很好，但是地名不要改，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
从文化上说，地名的文化传承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尊重。它既承载着城市的历史积淀，又反映着城市的发展变迁，最能体现一个城市的人文底蕴。它凝聚着当地群众的归属感，随意换地名，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强拆”。或许有人说，我们恢复历史名称，这不就是对文化传承的保护吗？这种理解是偏颇的。文化传承是一条链子，只要这个地名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它同样就承载着这个历史阶段的文化。
从效应上来说，一个城市改名，可能对下面的乡镇和村居带来影响示范效应。据统计，近30年来，我国有超过6万个乡镇和40万个村，名称被废弃。有统计显示，因1980年至2003年的旧城改造，北京市旧城区的胡同地名消失了40%；从1984年到2005年，杭州仅上城区就消失里弄360余条；1991年至2000年，广州老地名就消失了1031个……
地名是基本的社会公共信息，也是重要的文化形态和载体，它寄寓了世人的美好记忆，还保留着生动的历史现场。粗暴易名，无异于斩断文化命脉。即便改回原名，也是劳民伤财。改还是不改，必须遵循程序正义，更需倾听民众意见，多一点审慎少一点任性，多一些法制少一些人治。
